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服貿》對臺灣出版業的衝擊

 
:原作者擬定標題是〈《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但文創產業的範圍廣大,係指的是「源自文化創意累積,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的行業。」在2010政府公報中列舉的文創產業內容共包括有15種,以及其他中央機關指定者。其中,在《服貿》簽訂後,可能造成立即性衝擊的應屬「出版業」。因此二度改寫時決定將本文改作〈《服貿》對臺灣出版業業的衝擊〉,重點討論《服貿》對於國內出版業者的影響。
 
在《服貿》中明確指出,印刷及其輔助業對於中資企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輔助服務。大陸服務提供者限投資臺灣現有事業。大陸服務提供者總股權比例不超過50%。」因此,本文主要是針對《服貿》對臺灣在出版作業中環環相扣的「印刷及其輔助業」,期能廣集各方學者專家意見,由印刷、版權、通路等與出版息息相關的各方面觀察、說明,反映國內出版業者對《服貿》內容引發的憂慮與建議。
 
站在出版隸屬於文化政策之一環的角度,《服貿》則屬兩國之間的重大協定,今日兩岸分屬於不同政治體質的國家,兩岸分治的特色,同時也提醒了我們看待《服貿》,這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因此,本文另撰以〈服貿面面觀〉作為其中一個段落的次標題,提供讀者在經濟之外,另一個解讀《服貿》的視角。   
 
 
社會、經濟、政治.《服貿》面面觀
 
去年6月21日,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經協議後擬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明列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旨在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其中,中國對臺開放共80條,臺灣對中國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囊括了生活基本的需求食、衣、住、行、以及部分的娛樂產業,有識之士憂心,在不久的未來,國內即將充斥著中國製造的服務與商品,《服貿》將對臺灣原有的產業架構與民生等產生難意料的衝擊。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會後,隨一連串民間反彈聲浪日漸擴大,原內容不涉及法律層面,只需送交立院備查的《服貿》在社會普遍憂慮下,朝野兩黨改傾向以「實質審查」的模式,逐條討論,進行審慎的評估。然而《服貿》在今年3月間的發展卻出人意料,這場原先達成共識的「實質審查」,在執政黨要求「包裹表決」的但書下,不幸淪為「是非題」,襲奪去原在審查模式下預期的理性的討論空間。執政黨團不只一次表示,「去年簽好的協議,如果只針對其中部份內容做調整,無法向對方交待,所以到了最後表決的時候,必須不是全部照原案通過,就是全部被否決。[1]
 
另一方面,執政黨挾立院多數席次的比率,在今年3月18日的委員會中,甚至以「黑箱作業」的手法,企圖強行通過《服貿》。此舉終於引爆了社會長久以來積蓄的不滿、的疑慮;在野黨與反《服貿》的學生們,佔領立院靜坐抗議,直指「黑箱作業」的手法違反程序正義,在「太陽花學運」的推波助瀾下,更多人不只發現原政策失當,更驚覺在經濟之外,《服貿》背後另一個幾包藏不住的政治野心。 
 
現客座中研院擔任訪問學人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認為,臺灣首先應從政治的高度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因為「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特別是今天共產黨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削減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因為自由與民主—作為一種體現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軟實力」正是足以威脅北京政府的潛在力量。
 
步入21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中國崛起的跡象,中國崛起的內在意義是,它挑戰了昔日自由與民主成就一個強國、大國的必要性。在北京政府眼中,自由與民主是一套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未必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林培瑞進一步指出,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臺灣,以便對臺灣施加壓力,因為臺灣政黨輪替促進國家體質邁步民主化的結果,那正是北京世界觀裡的一根「肉中刺」,由政治的觀點看《服貿》,北京最終的目標希望《服貿》在促進經貿交流的同時,源源自中國而來的服務與商品能最終能帶領臺灣走向「香港化」[2]
 
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曾在〈美好的讀書之地〉提到:「歷史上,印書、出書最自由的地方經常成為百家爭鳴的文藝復興之地。[3]」這當然不會立即使我們聯想到對岸的香港,在佔領立院的抗爭中,更不時可看到前來聲援的港生,高舉標語寫著「我是香港人,請臺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港生的怒吼從反面提醒了臺灣,的確,香港曾生龍活虎般地左右全亞洲的輿論市場,然而香港此刻的景況如何呢?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之一;而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最能看得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書店中琳瑯滿目的報刊、出版品反映著時下社會多元、自主的聲音,包括鄰近的中國共產黨、臺灣國民黨都曾在昔日的港媒上隔空對談,香港適時成為一座溝通不同理念的橋樑,並且帶動了輿論市場的繁榮,任何在亞洲重大的投資莫不經過香港,因為它正是了解亞洲的窗口。然而,香港作為「亞洲之窗」的幅度,卻在1997之後明顯萎縮,尤其在媒體傳播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後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生存的空間。第二,北京另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包括「六四」、「臺獨」等敏感的字眼,字裡行間都可能衝撞審查邊界,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媒體說謊漸變成「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北京政權如神一般,成為不可攻擊、批評的對象,因為今日的香港以北京之是非為是非,早喪失去新聞自由的主體性[4]
 
對比臺灣,我們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正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新聞自由恰為一個衡量這一個現代文明能否充分實現的指標,當《服貿》可能改寫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部分媒體「說謊」時,「今日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或許這才是港生聲援臺灣「太陽花學運」最深沉的原因。
 
 
《服貿》對臺灣出版業的衝擊
 
在臺灣,2012年甫成立的文化部順應全球化的挑戰,整併原屬新聞局掌管的出版、傳播產業成為轄下重要的業務之一。文化部的這項動作,間接說明了一個現實—報紙的數量、新聞的品質、言論的公正與否,都是文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對外有助於國家品牌形象的建立,加深民主作為一「軟實力」對中國的影響力,並在新一波的競爭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對內則確保國內出版業的生存,文化政策對書籍、報紙、新聞等傳播媒介的發達與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決定了業者與中國競爭的格局。但在《服貿》中,政府無視於出版作為一個特殊的,由出版、印刷、發行、零售等四大板塊環環相扣的產業結構,在協議中對中國開放了印刷業;事後,又欲以對總體經濟「利大於弊」一句籠統的標題蓋過。這項政策可能對出版業造成怎樣的衝擊?我們可藉由檢視官方的三點回應,逐步釐清,突顯這項衝擊的「弊大於利」。
 
綜攬出版業務的文化部宣稱—
        一、目前開放的部分只有印刷業,並沒有開放出版業。
        二、政府雖然開放陸資進入臺灣印刷業,但已加上「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的但書,由文化部把關。
        三、政府也已取得大陸承諾「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讓臺灣圖書享有快速便利通道進入大陸市場,產生新的商[5]。 
 
文化部同時強調,他們會負責盯緊陸資印刷業「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擔任前國策顧問同時熟悉國內出版生態的郝明義指出,事實上,政府在這次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已經對大陸全面開放了「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6]—在「批發交易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及軍事用品、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發行。此外,在另一項「零售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藥局及藥房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零售。
 
從條文中讀者不難看到,政府在對中資開放「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的時候,顯然意識到其中有些領域是要除外的,所以才把「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農產品」、「藥局及藥房」等危及國家安全和國人健康的武器、藥品等除外。但是閱讀一本書,不也關乎了精神糧食的攝取,背後影響的,更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與品質。而出版的上下遊作業,正是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一個有形的過程,它是國家政策可供揮灑的著力點,然而政府對於開放中資參與臺灣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顯然沒有整體的安全警覺與策略思維。《服貿》將著力的有利位置開放中國摻一腳,書籍流通管道的順暢與否,關係到言論自由是否得充分實現,對多元、自由的文化氛圍影響甚鉅。
 
對此,以郝明義為首的出版業者首先在去年6月26日 舉辦的記者會,聯合國內同業提出以下的聲明:「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由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行業所構成。政府對於這四個行業不但沒有統整協調,甚至切割處理,企圖一口氣對陸資不對等開放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三個行業。這個過程完全黑箱作業,事前沒有公聽會,沒有評估對產業的影響,沒有爭取到對岸對等的開放,也沒有評估對我們社會的影響[7]
 
聲明中透露對於社會的憂心終於在今年的3月衍成大規模的「太陽花學運」,出版業者更由自辦的公聽會場走上街頭,保護文化,反對箝制言論自由。自3月30起,在中山南路上可見有超過20個由公民團體架起的棚子,各團體透過發放文宣與聲援群眾的溝通,爭取《服貿》轉圜的空間。其中打先鋒的第一個攤位就是出版業。共有左岸、我們、允晨、紅桌、衛城、八旗、行人、前衛等超過十家出版社共同參與,在棚子前高掛「我是出版人也是公民」的標語。標語內容與文化部力倡公民文化權的施政目標適成諷刺的對比—「公民在文化上有『滿地開花』式的普遍參與,才會有對社會、對國家的認同。因此,文化權若得落實,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國家[8]。站在出版業者的角度上,這場抗爭無關兩黨政治的政治惡鬥,它結實地建築在對國家體質理想的追求上。 
 
在中山南路現場的衛城出版社總編莊瑞琳認為,雖然這次服貿沒有開放出版業本身,但是印刷、翻譯、零售經銷都是出版業的上下遊相關產業,還是會威脅出版業的出版自由,更遑論這些產業的開放,無法改善出版業面臨閱讀市場縮小、電子書入侵等困境。「無論是翻譯或是印刷,臺灣的品質都比中國好很多,為什麼還要引進更落後的技術?」她並以版權買賣為例,在國際版權市場中,簡體中文與繁體中文是分開的市場,《服貿》很可能使簡體與繁體中文市場合併,讓簡中版奪取話語權。
 
莊瑞琳同時指出語言市場象徵的文化意義應該受到保護,例如國際知名的企鵝集團與德國藍燈書屋合作時,要求德國市場不能開放,只能開放西班牙與英國市場,正是因為各國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語言市場;因為,一個國家存在的終極目的不在政治也不在經濟,而是在「文化」。如果《服貿》不好好檢討,出對版業者的影響是深遠的,從選書到編輯等都將箝制言論自由。再以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新書《論中國》(On China)為例,作者已賣出簡體中文的翻譯版權,但因為北京政府認為書中部分內容敏感而遭刪除,甚至威脅作者不準販賣繁體中文版,因為繁中則不受中國出版標準控制,或可能讓中國讀者閱讀到完整的敏感內容[9]。 
 
這裡,政府藉由對傳播工具的宰制與獨霸,凸顯了「媒體近用權」(the access right to media)在現代社會日趨重要的事實。所謂「媒體近用權」就是「依據公平的原則,讓每一個人與多元的社會團體,均有機會在報紙、電視、廣播上發表自己對於公共議題的看法。[10]」季辛吉《論中國》一書簡體版遭刪除部分章節的事件,正說明了中國是一個缺乏「媒體近用權」的國家,凡屬「知的權利」在中國簡直是一種奢侈;讀者不能以公平、對等的角度要求「媒體近用權」的實踐;相反地,在中國讀者必須等待官方先入為主的審查。而除了被動的「知」以外,「媒體近用權」還強調了你我有權利透過媒體伸張不同意見。換言之,政府應該開放、鬆綁出版 發聲的一切媒介,讓有需要發聲的社會大眾得有機會撰寫內容,製作節目。
 
對比中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反例,所有不利於百姓的新聞與報導,常常受到官方控制,以致至今我們仍無法清楚「川震」確切的死亡人數。中國當代藝術家艾未未曾嘗試做過一項行動,目的在蒐集事發當時的死亡人數,共計找到5,212名遇難學生名單,隨後即遭當局嚴正關切,逮捕。出獄前夕艾詢問獄方是否清楚政府關押他的原因,對方告訴他,「不知道」然後轉頭反過來恐嚇他,「但你要知道我們可以隨時逮捕你!」艾未未與獄方簡短的談話,暴露了「媒體近用權」在中國的官民之間是如何危險的一條邊界。
 
反觀臺灣,由於資訊與意見的交流活絡,繼而帶起的社會運動在街頭風起雲湧地展開,「太陽花學運」已為這一個時代打上一記鮮明的「印象」,它體現了民主與自由的概念成為社會文化共識的事實—讀者與出版業是否享有「媒體近用權」與服務,便成為了這一個時代一項重要的課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迴避的;更是《服貿》中我們必須要政府正視的—不要因此削弱臺灣社會成熟的「媒體近用權」。      
 
出版業生態反映臺灣的生活價值與風格
 
出版業者對於「媒體近用權」的憂心,反映了社會對於《服貿》與執政當局的不信任之一端,出版業與其他的百業一樣,皆認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絕對不能備查,必須實質審查(非一黨挾多數操控議事的「包裹審查」)、逐條表決。有些產業開放條件談得好的,就開放;有些不能接受的,就該刪就刪除,以讓《服貿》成為一個為臺灣百業著想、「量身設計」的政策,而不是站在一個自己為是的高度,盡以「利大於弊」的說詞蓋過。
 
如果,政府能自學運中傾聽臺灣公民的聲音,在同和對岸談判的過程中,為出版上下遊爭取到相互對等而適當的開放配套措施,那麼以臺灣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以及多元、自主的出版風貌,將不只在本土可以面對任何來自對岸的競爭,進一步擁抱對岸的出版品融入國內的閱讀生態,甚至將有機會到中國開展新的市場腹地,與彼岸的讀者分享我們的創作、出版成果,以及我們所相信的生活價值與風格。
 
 
 
註釋
[1]關於執政黨團對於院會中協商《服貿》意圖行使的操作手法,轉引自郝明義,〈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上述論點參考,〈美國漢學大師Perry Link:面對服貿中國因素,台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31/370729/
[3]詹宏志,〈美好的讀書之地〉,《壹週刊》632、633期。轉引自老貓〈台灣出版業真正的威力是什麼?〉http://www.contnt.net/2013/09/the-advantage-of-taiwan-publishing-and.html
[4]同註[2]
[5]同註[1]
[6]同註[1]
[7]〈《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的影響──調查採訪及公聽會綜合報告〉,頁7。http://savetaiwanreading.com/savetaiwanreading_report.pdf
[8]文化部擬定的四大施政目標詳見http://www.moc.gov.tw/about.do?method=list&id=4
[9]上述莊瑞琳女士的觀點,參考自〈【公民憲政大道】出版業:保護文化 反對箝制言論自由〉https://www.facebook.com/pnnpts.fanpage/photos/a.445004823832.218601.335636328832/10152389132748833/?type=1&theater
[10]關於「媒體近用權」的解釋,係參考蘇蘅,〈公民V.S.消費者—媒體近用與普及服務〉,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律理法律事務所編,《千禧年法治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頁97-138。
 
 
圖片說明 
來臺聲援太陽花學運的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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