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當代周末與藝文產業

 
周休二日(中國稱「雙休日制」)迄2001年在國內實施普遍後,數十年來,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大多數人從事休閒的面貌與規律。周末來臨前的星期五,接近傍晚,伴隨下班時間日趨逼近,步步為整座城市注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如何在萬民生息的一張一弛間,引導其規律地釋放,向為政府創造周休二日,同時又插手周休二日,引導市民休閒的理由之一。每逢周末,氣象新聞總是不吝播送各風景區的天氣預報,屏幕邊緣同時出探的一行行走馬燈,又預告了各項大型活動舉辦的時地,彷彿周末一時化作供觀眾填滿各類休閒的首選。但往往很少人願意思考,既然周末決定了休閒的面貌與規律;各家受政府管制的媒體,藉由資訊之收發,又強化了周末作為休閒首選的印象。舉目一片周休二日的籠罩下,回首過去的時空之中,是否存在一種較原始性的休閒活動,不為徹底實施的周休二日所左右?那麼,當我們一旦抓準了周休二日浮現的日期,自然便能捕捉到那消失的部分,本文正是偵測休閒活動的一項嘗試!
 
首先我們將藉由討論四幅成立於南宋的風景人物畫—《山水四景》,一探傳統中國以世家子弟為中心的休閒活動,並結合參觀《山水四景》的博物館經驗,指出當代周末與藝文產業的特色所在。
 
 
、《四景山水》作為一幅人文圖畫
 
 
留心南宋藝術的朋友,大概不會忘記北京故宮收藏的一套《四景山水》(圖1-4)。《四景山水》傳為任職於宮廷的職業畫師劉松年(活動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所作。作者以俯視為角度經營畫面,引領觀者視線,在快速飛掠過前景處細筆特寫的石丘、雜樹後,隨即切換下一個鏡頭,進入圖中之重點所在—四座由花石、假山疊架出的人工庭院。活動於其中的點景人物,身在淡墨暈染的遠山、留白的水面,以及濃墨層層刻劃的前景之間;《四景山水》將人物置於畫中前後鏡頭轉換的關鍵位置,意藉經營點景人物,分別指出畫裏的四組活動,為理解此圖的中心。
 
《四景山水》中的四組人物分別表現了踏青、賞荷、看山、尋梅等數項配合季節生發的休閒。覆按此圖製作的時空脈絡,向傳為宮廷畫師劉松年手筆的不凡身份,加以畫中悉心布置的庭院、陳設等,總總的線索,都指向了南宋政府的行都所在—杭州城。因此學者推測,《四景山水》描繪的,正是寧宗統治期間(1194-1224),皇親貴族位於西湖南岸的別墅。生活在其中的世家子弟,「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
 
出於政治制度設計,使得傳統中國的各項資源相對集中於皇親貴族的雲集的上層社會,賴經濟能力高低,配給各層人士一生的遭遇。在前段引述的生活片段中,吾人看到的是,各項資源充沛的前提下,衍生出的另一種不同於科舉、仕進的生涯規劃。當事人崇尚「食療」,一面配合「分脈」術,探求長生之秘;並且廣泛搜求各類奇樹、奇石,營造人間仙境,期盼一日真有神仙降臨,發展「第三類接觸」,一舉突破此生長短固定的僵局。 
 
至於活躍於杭州城的聞人耐得翁(活動於十三世紀初),則在《都城紀勝》中以審美為歸旨,總括世家子弟「燒香、點茶、掛畫、插花」等諸般賞心樂事。其中,「燒香」最早可能也是屬宗教儀式的一環。例見屈原《九歌》。《九歌》改編自楚國民間在祭神時的演唱和表演, 包含以香招引亡魂前來赴宴的章節。至於「插花」可能也是觸發香氣的媒介之一。然至南宋,圍繞香與花間的宗教儀式,已由昔日團體性質的合作交流,轉過渡到強調個人性的感官層次,同「點茶」、「掛畫」共為針測教養的指標之一。
 
換言之,宗教與品味間的關係在世家子弟眼中,二者無非是一體兩面,相互緊密綰合的一個整體。其中,實踐的步驟如「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則讓我們意識到,一如《四景山水》表現的四季變換,深刻地塑造了當事人活動的情狀。身處於其中的世家子弟,從起居作息的芝麻小事,以至抽象、無可捉摸的「仙意」、「仙境」,亦通通被導入進四季變換的軌跡之中。 
 
 
二、雙休日制與市民生活
 
按 : 本文成稿時間13年的四月 當時北京故宮仍維持周末休館的營運時間 時至4/18 已修改為周一下午閉館
 
一如《四景山水》描繪的世家子弟,這一類遵循自然原則,經營生活諸多「宜事」與「不宜事」的方式,今日已濃縮成一套具體而綿密的「農民曆」。翻閱農民曆條列式的敘述與計日,使得數百年前的精神生活對我們而言仍有跡可循。然而在展出《四景山水》的北京故宮(圖5),觀眾實際上依循的,更可能是另一套人為法則,真正決定了當事人與藝術會面的機緣!那就是「五天—兩天」的雙休日制(在台則稱「周休二日」,為顧及所論作品展出情境,下文皆使用中國官方所訂的「雙休日制」)。
 
北京故宮實施雙休日制的起源,可溯及一九九五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布《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落實自同年五月一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學校、醫院門診、企業等也相繼跟隨。換句話說,一年共有256個工作日。
 
從國務院發布的一紙號令上,我們又見到肇因於政治制度使然,影響一生遭遇的縮影。一九九五年改變計日法則的這一次,進一步切割了原先人與自然密切的關聯;在《四景山水》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之間,計日法則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自然轉變為人為刻意地操作。 
 
不乏許多假設北京故宮同台北故宮一般全年無休的台灣遊客,假日到訪,卻碰得一鼻子灰。這個掃敗遊興的教訓,碰觸到在人口密集的都會中,一個類似農民曆的潛規則—儘管是處在周末的時段中,也存有諸多的「不宜事」劃分市民應當從事的活動。
 
站在偌大的天安門廣場,放眼望去,人潮擁擠(圖6)。在上海之後,北京成為舉國人民最想逃離的城市。這股萬頭攅動,逃離的城市欲望,又取代了過去渴望成仙,圖謀改變生理時間,繼轉成為一種更加平民式的訴求—期望在雙休日制中,遁入四通八達的城市網絡,改變身在的地點,換得休憩空間。於是在人來人往的地鐵站,我們瞥見了周末與休閒、政治間的關係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僅是北京市民,如上所述,關於周休的成立,其造成的「歷史性變化」,說明了這是一個屬於全球性的問題!
 
 
三、東西休閒面面觀
 
 
  「周末(weekend)」這個源自西方的詞彙,在二十世紀初,隨政權演替,移植入中國。「周末」原文作week-end,連接week與間的隔線,意味著這不是一個獨立單詞。但隨著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基本工作時數從三零年代的一周六十五小時,一再往下調修,降為一九九五年中國官方公布的一周四十小時。原字中間的那一小橫隔線也悄然不見了,這一個文法上的改變,不僅意味著一個嶄新單詞(weekend)的誕生,它同時也反映出,周末它不再只是一周的終結,周末兀自有了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和權威的品格。
 
是的,對大部分的市民來說,「周末到來」相當於古早時期的四季更迭、相當於生活節奏的切換。各大傳媒近年來著力經營周末特刊(圖7),特刊包含郊區優美的景點,以及市內數家的美食餐廳,再搭配上邊緣幾欄運動用品廣告,以及百貨零售的特賣消息等等,特刊以專題形式說明了周末適合從事的諸「宜事」。它規約了讀者們何時事休閒,更還關係到—周末如何從事休閒。
 
同為北京故宮收藏的《伯遠帖》(圖8),作者王珣(349-400)首先為讀者在書史上拈出「優遊」二字,遙指現代,為市民從事休閒活動,注入一股藝文方面的空氣。「優遊」在王珣活動的東晉時代,當指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試讀《伯遠帖》中貫銜「優遊」的上下幾句:「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可知王詢在信裏寫下的是樁數千年前發生的慘事—距伯遠兄弟在事業正盛之時辭世,業已一周年了,伯遠生前廣受眾兄弟們敬重,奈何體弱多病,一直想過優遊自在的生活,遺憾當初事業剛剛有起色,這樣的事就發生了,沒能達成願望。
 
東晉世家子弟將從事休閒的自由,擺在個人生命的第一順位,其次再談工作事業的價值觀。《伯遠帖》描述的事件,使人注意到,雙休日制尚未成定局前,休閒與工作(對如王珣等人來說,應指出仕當官),儘管存有優劣的價值分野,但並未如現代般,兩肇互相衝突,一旦選擇了工作,勢將犧牲掉原屬於周休的寶貴時間。
 
時下休閒與工作的關係,按英國著名作家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的說法,周末的成立「越來越容易讓人獲得這些東西,而不可能獲得那些東西」,因此他奉勸讀者,不應該把休閒和自由混為一談! 
 
時下我們視搭上地鐵,作為一種逃離城市的自由;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自由與休閒之所以會造成混淆,主要是因為,休閒通常用來詮釋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一,指允許做某些事。第二,指容許做任何事。第三,指允許什麼事情都不幹」。其中第一種是常見的,猶如前舉的周末特刊,一目了然;近年來,周末特刊一類的報紙飛快增長的頁數,還說明了休閒活動日趨多元的現象。但儘管休閒活動的數量呈多邊、多元地增加,上述第二種意義的休閒,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形塑自我的休閒時光,將休閒與生命有機地連成一體,一如《伯遠帖》中早逝的世家子弟,通常只見於藝術家和哲學家。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說到底,休閒 並不是一個攸關生命的課題,專屬於藝術家或哲學家。實際上,當一個倫敦市民有權「什麼事情都不幹」,他就已經擺脫雙休日制的羈絆,坐擁真正的自由,遺憾多大數人無疑是受到周末所奴役。
 
回到吸引觀眾目光的《四景山水》,第四開中踏雪尋梅的公子(圖9),他跨坐在驢背上,手裡撐防著一把油紙傘,說明這一個快雪乍晴的冬日。在隨從的引領下,公子謹慎通過冰滑的小橋,沿著橋下道路,探尋山中清冷的梅花。
 
這段途經小橋的下坡路,其中蘊藏的挑戰與風險,倘若切換為一個當代熟悉的場景,我們不難想像,此刻眼前出現的,或將會是一位選擇假日從事極限運動的市民。市民活動的地方,很可能只是一所距離住處不遠的活動中心,他仍然會講究地穿上強調貼身與彈性的炭質纖維,牢記各類的專業術語、配備的使用方法,一副渾身嚴肅兮兮的模樣,猶如代表國家出征奧運的健將,今昔差矣!
 
十九世紀以來,周末的獨特的品格與權威,不只增加了休閒多元的內容,也改變了當事人從事休閒的心態。反觀踏雪尋梅的公子哥,得過且過的優游姿態,彷彿正在說:「如果一件事情是值得投入的,那麼就算失足弄壞了,又有什麼干係呢?」語畢,便招來了隨從轉身一記憂心的回望。看!隨從回望的姿態,不啻是對現代人以輕蔑的業餘之姿,投入休閒的評判。得想見,那下眼神中必飽含了種種意在言外的擔憂。
 
 
四、雙休日制下的藝文產業
 
 
一個在雙休日制的假日裏頭,前去北京故宮參觀失敗的經驗,無非是點出了工作與休閒在當代肇生的衝突。
 
以博物館為代表的藝文產業,對市民來說,無疑是假日從事休閒的選項之一;然而,在當代社會日趨將休閒活動提高到專業化層次的同時,一所博物館儲藏的豐沛的文化資產,猶如乘載了無數的專業術語,加以館內講究溫溼度調控的空調日趨普遍,隱埋在壁內的空調由內而外,帶動了無數個博物館改頭換面的計畫,迄今未見休止,博物館往專業化的發展儼然是一股無可抵禦的潮流,並且隨雙休日制的實施,徹底表現在營運時間上。對此,社會各界向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聲音。 
 
主張博物館應該配合市民的休閒活動,選擇假日開放的意見,他們相信—當一個社會越能從工作中解放出來,社會就越趨理想。這一派的主張回應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正如亞氏在《倫理學》(Ethika Nikomachea)一書指出的:「一般相信,快樂是建立在休閒上的,我們工作是為了享得休閒;一如舉國參與戰爭,為的是換取世界和平。」
 
與此形同反差的是,另一種隨近代西歐喀爾文(Calvinism)教派成立,而衍生的工作倫理。喀爾文教派允許教會人士參加政治活動,帶領世俗公眾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所以在喀爾文教派長久掌權的西歐地區,經濟、民主和公眾教育等皆受到重視;對於崇尚喀爾文教義的信徒來說,工作的價值是自足的,等同信仰實踐,是更加接近上帝的手段之一。至於工作量減少、對工作的藐視,則將讓人類的生活品質大為降低,距離上帝的懷抱越遠。
 
因此芒德福(Lewis Mumford,1895-1990)寫道:「唯一可取代工作的東西,唯有更加嚴肅的工作!」視同任何與工作分離的休閒等,都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在他看來,雙休日制並不是自由時間,而是處與上周五與下周一,這兩個工作天之間一個緩衝喘息的間歇。為了維護博物館專業的尊嚴,自然需有一個作為緩衝喘息的間歇。 
 
相較於全年無休的台北故宮,北京故宮選擇假日休館的營運方式,指出了博物館這一行作為人文專業的尊嚴所在,進而切割了由館方主導,提供市民從事休閒活動的關聯。而台北故宮則反其道而行,在前院長周功鑫任內大力推動的「故宮周末夜」可見一斑(圖10),「故宮周末夜」期間禁止團客入場,排除掉習慣組團參觀的國際旅人後,予台北市民甚至全台公民,一個特有的寧靜時段與國寶對話,前往台北故宮參觀國寶,一時成為周末夜裏時髦的休閒之一。
 
到此,我們第三次看見到政治決定了當事人一生的遭遇。由前述關乎生活品質的財務行政,創造雙休日制的人事行政,以至決定參觀經驗的博物館(文化)行政。台灣與中國一路走來,終在第三行政處,觸碰到了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特寫台灣,二零一二年新成立的文化部,首任部長龍應台重視輔導藝文產業轉型成文創產業,與二十一世紀接軌。長久經營的博物館如台北故宮,也在此時面臨到新時代的挑戰。一如文創產業所強調的「讓文化相關內容具備產值」,於是有心從事文創產業者,莫不苦心思索,文創產業如何經由「需求之創造」,賦予文化內容值得被消費的可能性。
 
至於與文創產業息息相關的各項藝文活動,我們或可預測,過去它是一種出於玩心「做壞了又有何干係」的休閒,未來也將因為消費行為的挹注,無形間提升了從事藝文活動所需的專業性與負擔,和北京故宮選在周末閉館的營運時間一樣,終使得傳統定義的藝文活動與周末適合從事的休閒分離。
 
台灣文化行政以文創轉型為契機,推動藝文活動與周末休閒分離的做法,自本文的觀點看來,我們必須設法提醒文化部,迎接二十一世紀,邁步文創產業的轉型的同時,傳統休閒活動亦因專業化帶來的消費行為而日趨改觀,政府應設法提供從業人員應有的尊嚴,莫讓國人以為,尊嚴/專業是可被消費/購買的,在試圖拉近藝術與公眾間距離的政策下,反因買賣換置,取消了「藝術之為藝術的可能性」。
 
回顧北京故宮取消周末營運時間的做法,則使人聯想到「光陰無價」的概念,如何在流逝的時光之中,一如《四景山水》西湖邊的世家子弟,悉心經營生活品味;或如展出《四景山水》的北京故宮,操控觀者對於時間的感覺,突顯文博一行特有的專業性與尊嚴,或如台北故宮,在既有的專業性之外,著力開發國寶作為文創產業的潛能(圖11)。
 
這短短的兩天的周末,我們能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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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南宋)傳劉松年,《四景山水-冬》,絹本,約41.2×69.9㎝,北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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