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製作風雅—重訪文徵明《茶事圖》

 
去年春(2017)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特展以「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為主題,策展人選擇由「行旅」的角度,著手詮釋這批繼承自盛清宮廷的文化遺產。在東亞,10世紀以降,「行旅」已是中國繪畫中著名的題材之一,著名的《谿山行旅》,一方面它標示著地理山川的非凡氣象,呼應趙宋帝國勃新的政治;同時,「行旅」所蘊含的敘事與細節也在觀者心中銘刻難忘的回憶,越發引人入勝。
 
眾所周知,18世紀的乾隆朝是帝制中國最末的一次盛世,古典文化在此時達了最成熟、極致的巔峰,乾隆以後,主政者崇尚儉樸或國勢日蹙,藝術的賞玩風氣受限於政治,反而日趨保守。今天看來,「乾隆六下江南」,書畫隨身的壯舉,通過這些隨身攜帶的書畫,根據所題跋時間、內容,我們可得以推斷歷次南巡所經的若干地點,了解乾隆皇帝(1711-1799)如何自行旅中型塑個人獨特的文化品味;他在旅途中不斷開拓玩賞藝術的形式及方法,堪稱彼時盛世中的一則傳奇。
 
其中,乾隆南巡行篋隨行的文徵明《茶事圖》,畫作內容描述一場16世紀發生在蘇州當地私人性質的茶會,這幅畫不僅撩撥藏家雅興,更在乾隆南巡中擔綱重要的導遊、導覽功能,將彼時的江南文化透過具體形象,形同橋梁般,間接輸往地處北方的宮廷,使其文化深度在旅途中展開一段與帝國政治連結的姻緣,寫下歷史,持續引發迴響,成為今日《茶事圖》在展場中現身,以及支持本文寫作的起點。本文盼望透過展出中的《茶事圖》,藉著對圖畫主題「茶事」,通過一系列相關的畫作,追述文人風雅之餘,管窺16世紀,蓬勃發展的藝術市場。
 
文徵明與「茶畫」
 
現藏台北故宮文徵明款之「茶畫」,總計二幅(按,另一同稿的作品今名《品茶圖》),分別採水墨、青綠設色,構圖雷同,皆描繪主人公與友人於林中茶舍品茗(圖1、圖2)。2014年「明四大家」特展同時展出,並為策展人置於「一稿兩畫」脈絡中解讀,反映文氏傳世畫作複雜、多變之一端。2017年再度於「行篋隨行」中展出者,筆墨純以水墨出之,上方超過一半的留白繫以詩文,遠較另一幅青綠設色的版本,更加素雅。位於下半部的畫面則是《茶事圖》經營的重心所在,流經草堂前一彎溪澗,首先劃分人和自然二處不同活動空間。位於畫面右側的草堂內,主客對坐品茗,侍僮煽火煮茶,張羅茶事;草堂外,一人散策過橋,信步朝室內走來,彷彿預告這場小型的、私人性質的茶會即將展開。畫面上方題詩後的一則短跋合盤托出好友此行來意。「嘉靖十三年(1534)。歲在甲午。榖雨前二日。支硎虎阜茶事最盛。余方抱疴。偃息一室。弗能往與好事者同為品試之會。佳友念我。走惠三二種。乃汲泉以火烹啜之。輟自第其高下。以適其幽閒之趣。」甲午(1534)三月初,文徵明臥病,無法與友人同赴鄰近蘇州的支硎、虎丘品茶。友人歸來後攜二、三種茶以贈之。文氏病中品茶,書茶具詩十首,復寫此圖,並為兩人友誼續譜乙段佳話。 
 
然而《茶事圖》並非全無可疑,普遍為學界接受。如《明四大家特展:文徵明》圖錄所述,「傳世的文徵明《品茶圖》共計三幅,其一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本院則有《茶事圖》與《品茶圖》,(三者)為同一稿本。」查北京本名為《茶具十詠圖》(圖3),後者款識與台北故宮的《茶事圖》皆作於「嘉靖甲午(1534)穀雨前茶事最盛」之時,作畫的「文徵明」臥病在床,不克參加「茶事」。友人歸來後,乃攜茶二、三種相贈,文氏病中品茗,「偶憶唐賢皮陸輩茶具十詠,因追以焉,並為作圖寫詩於上。」除此之外,現藏於台北故宮,以小青綠設色出之的另一稿本《品茶圖》,在原有行文次序下,款識結尾處不煩又再補述了乙段引人入勝的細節—適巧此圖完成後,陸子傳(1517-1574)到訪,「索此幀」,向來頗具長者風範的文氏便將《品茶圖》轉贈予陸。可以說,文徵明與茶的故事,至此發展得最為詳備。然而,一則故事,為何必須依託在三個同稿出之的畫作下,各自以詳略不同的筆墨和文字,反反覆覆陳述三遍,作者卻不加以解釋。顯然,這當中必有贗品;甚者我們也不能排除,當中三者皆為贗品的可能。
 
在「明四大家特展:文徵明」策展人眼中,《品茶圖》款識開頭的第一句「嘉靖辛卯」即露出破綻,枉費經營。策展人指出,《品茶圖》款識開頭第一句「嘉靖辛卯」,時在西元1531。與文徵明同鄉的王世貞(1526-1590)在《弇州續稿》中提到,《品茶圖》中接受文氏贈畫的陸子傳,「任禮部儀制司,以母病請歸,遂師禮文衡山。」 在王世貞的紀錄中,畫中二人確實師生關係,晚輩接受老師的禮物並不唐突,但文、陸二人成為師生卻是陸子傳「以母病請歸」後才發生的事。也就是說,當待陸氏作官後,不意遭逢母病,回到蘇州,與文徵明結識,成為師生,執弟子禮,一同品茶。檢視《明史》載陸子傳曰,「嘉靖戊戌(時在西元1538)進士」;然而《品茶圖》之識款「嘉靖辛卯(1531)」,當時陸子傳卻不過只是位十五歲的小子,而作偽者不惜搞錯,硬是讓文、陸二人在《品茶圖》中相遇,刻意製造的一樁雅事,則未免形同鬧劇。而在鬧劇之外,近年更引發學界觀注的是,另一幅與《茶事圖》皆採水墨、構圖亦十分接近的《茶具十詠圖》,二者孰優孰劣。
 
北京故宮研究員婁瑋分別由畫上識款與風格兩方面,提出令人信服的觀察。按文徵明在《茶具十詠圖》與《茶事圖》一再書寫的〈茶具十詠〉,屬於古文中的律詩,八句分別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其中頷聯、頸聯要求嚴格對仗。我們若按古人的標準,視律詩為歷來最精煉的詩文形式,比較《茶具十詠圖》與《茶事圖》,則《茶具十詠圖》上的「朝來」對「牧歸」、「凝面薄」對「襲人濃」,自然比《茶事圖》上的「朝采」對「牧歸」、「凝面落」對「襲人濃」更為工整妥貼。最為關鍵的是〈茶鼎〉一首頸聯的首句,《茶具十詠》作「龍頭縮蠢勢」,而《茶事圖》則作「龍顏縮蠶勢」。回溯唐宋茶事,「龍頭」指的是沸煮茶湯的鼎器面上的紋飾,在崇尚復古之風的文化氛圍下,不少茶鼎取法乎上,使用三代以降的獸面文細加裝飾,同時也只有龍頭乃能「縮蠢勢」,在圓弧的器壁上呈現內縮的透視效果。緣是,台北故宮本《茶事圖》作「龍顏縮蠶勢」,更加於理不通。婁瑋因此認為,由原本的龍「頭」改為龍「顏」此舉,這很可能是作偽者故意留下的破綻。
 
再從藝術水平細讀,雖然《茶具十詠圖》與《茶事圖》構圖近似,但格調上仍有顯著的區別。《茶具十詠圖》,將主題「茶事」置於右下角,令人想起構圖精巧的南宋院畫,草堂前的坡岸塊面結合疏密有緻;相形之下《茶事圖》則有堆砌繁複,凌亂而無章法的弊病,多少欠缺如前者般深厚的文化素養,很難在歷代的作品中發現同性質的創作。而由文氏畫業的角度看,《茶具十詠圖》應是文徵明中年後,60歲左右的典型面貌,皴擦點染的筆墨已臻成熟,線條挺勁而松秀,人物造型精巧工緻,幾乎使人想起了另一件著色的《江南春》,二者同是「細文」難得的代表作,用筆雖纖細,幾乎沒有一跟線條是浪費的,下筆顯示出一名藝術家創作時理當具備的才華和自信;但《茶事圖》的筆墨,卻顯得拘泥、僵硬,甚至刻露,這很可能是製作副本時對原畫小心翼翼臨摹的結果。作偽者或許擔心識破,另外又將《茶具十詠》中的詩文補入畫面上方,與另一個現很可能遺失的原畫,上下組合成今日所見的《茶事圖》,與16世紀蘇州當地盛產的「蘇州片」符合若節。《茶事圖》製作過程中刻意選擇的文氏畫風,拼貼相關文字,更進一步強化了文徵明與茶事密切相關的歷史形象。
 
《茶事圖》 中的茶具與泉
 
不同於90年代周星馳、鞏俐主演《唐伯虎點秋香》,以喜劇的形式配合新穎的編導手法再現昔日蘇州名流狎妓、荒唐的次文化;製作《茶事圖》挪用的大師文徵明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文林(1426-1479)和叔父文森(1464-1525)先後進士及第,步入仕途,長輩間動輒以國家大事自許的抱負,以及家庭環境中業儒重文的氛圍,種種組成了文徵明自小隨父宦遊,心中深刻的記憶。至於,流轉於文人、雅士間的茶文化在父執輩長期的薰陶下,它更成為日後文氏一生的雅好,嘗自謂:「吾生不飲酒,亦自得茗醉。」飲茶不同於飲酒,上述這番夫子自道,隱約透露他對於茶具以及相關材料,別有講究,其眼光與相應的選擇,並指向明中葉以來,經濟蓬勃發展,商人地位提高,與士人競相爭取文化發言權的現象,以及隨之產生的,鬧哄哄的「雅俗之辨」。在「雅俗之辨」中,文徵明的選擇,往往被視為抗拒大眾文化,維持菁英形象的代言,儼然具有指標意義。
 
歷史上,茶具作為飲茶必備的器具,製作與運用關乎茶事甚鉅,關乎風雅甚鉅。唐時茶聖陸羽(773-804)已在專著《茶經》中專章論之;而在《茶事圖》所書之的〈茶具十詠〉則出自晚唐詩人皮日休(834-883)作十詠(或稱〈茶具雜詠〉),囊括茶塢、茶人、茶筍、茶舍、茶竈、茶焙、茶鼎、茶甌與煮茶,一一對《茶經》中的專章從事文學性的呼應。越數百年後,《茶事圖》結合圖文的作法,一方面見證「品茗為風雅」的傳統,其來有自;也在時間的流逝中,娓娓道出迄唐自明以來品茗風俗的變化。當中最顯著者,通過《茶事圖》具體的造型,我們更看到當時品茗的對象已由唐、宋人講究的「團茶」變為「散茶」。
 
的確,已有學者指出,從「團茶」到「散茶」的變化和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即位以來發布的一則「禁奢條款」息息相關。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正式廢除福建加工茶品的進貢,「罷造龍團,惟採芽茶以進。」政令迫使得原本專尚加工,精緻如「香甘重滑」的茶餅,不再生產;而另一股在唐宋以來即與團茶相併行的散茶,則在此時走入了文人品味的視野,影響至今。14世紀以來,這波團茶到散茶的轉變,隨之帶動茶具工藝革命性的變化。在文人眼中,外型似「鷹爪」的散茶原料取自風乾的茶葉,它不必如團茶飲用前必須槌碎研輾成末,衍生一連串相應的「鬥茶」技巧,複雜得令人眼花撩亂。文徵明活躍的16世紀,散茶大行其道,茶具替換去原先盛茶末時容量大,方能配合「拂擊止沸」的茶碗(圖4),改採如同現今般,將茶葉盛入茶壺,直接以沸水沖泡,追求茶色的原味,文人茶事中遂出現了大容量的茶壺,以及相應的專門品茶、品香用的小型杯具(圖5)。誠如《茶事圖》所見,書案上的茶壺大小莫約與對坐二人的頭部相當,杯具則採相形袖珍的尺寸細筆繪出。樸素、無加工的散茶與周造的自然環境相配合,成功營造出靜謐幽深的況味。
 
與此同時,文徵明每每以訴諸「絕俗」的方式,捍衛菁英文化之發言權,與彼時興起的以商人為代表的大眾文化抗衡,文氏的門生王稺登(1535-1612)跋先生的《湘君湘夫人圖》,特舉出一則軼事,作畫過程中文徵明嘗倩擅長工筆人物的仇英(約1494-1552)協助為畫中的娥皇、女英上色,然而易稿數次,卻始終無法取得文氏首肯云云。對照今年(2018)台北故宮現正舉辦的「偽好物」特展,瞄準16世紀蘇州藝術市場假畫流竄的現象,其中仇英款的作品佔了展出的大宗,顯然在當時仇英一路畫風與技巧應當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大行其道,它頗入時人眼,但也因此為極力標舉為文人品味的文徵明、王稺登等人感到俗氣,與神話中一塵不染的娥皇、女英相較,便更顯得格格不入;或者說,儘管文徵明有相當的能力享受生活,如與作畫、朋友品茗,然一旦上述賞心樂事不幸沾染上商業氣息,日益商品化之後,當事人反而有意與之拉開距離,發展出更具個性的面目。正如文徵明款下存世的茶畫,一再透過具體的形象,告訴觀者,其追求的是「山中茶事」,將親近自然的戶外環境視為組織茶事成功的要件之一;此外,文氏似乎也嚴格限制到場人數,如《茶事圖》中參與茶事的友人僅二位;人數稀少,卻在畫中分處不同位置,僅藉著畫上題識將彼此關係加以聯繫,同樣的情景若移置現實生活,堪稱「孤絕」,茶事或將無以為繼。執是,本文更傾向將《茶事圖》視作一種心象,畫中所敘述的,無非是一種主觀的宣告,期許參與茶事者,儘可能屏除視覺、聽覺上的干擾,暫時抽離俗世,全心品味茶色與茶香。
 
我們不難想見,《茶事圖》的抒情層面,在「絕俗」目標下,理想又遠大過現實,但畫中對於一彎流水細膩的刻畫,以細筆反覆皴擦,彷彿有意強調般,又將讀畫的思緒拉回現實,並使人聯想到另一項茶事中不可或缺,扮演關鍵角色的「泉」。明代文人如何藉「泉」成全百分百的茶事經驗,文氏生前便已出版了兩部鑽研此事的重要著作—田藝蘅的《煮泉小品》與徐獻忠的《水品》。其中,為前書作序的趙觀,已然將田藝蘅視作神人,讚為「非膏粱紈綺可語,爰著《煮泉小品》與漱流枕石者商焉。」田藝蘅對泉水的品味不是一般俗人得輕易了解的。那麼,什麼人當最懂他呢?這恐怕只有常居山裡中,深居簡出的隱士能和他對話吧。
 
一如《茶事圖》,細膩地描繪草堂前的一彎流水,對應現實中茶事必須「汲泉煮而品之」,始稱完備。在當時這一類因善用泉水,襯托主人公形象不俗的作法,想必已獲得文徵明等人普遍的認可。另一部以文氏好友唐寅(1470-1524)為主角的傳奇〈唐解元一笑因緣〉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情節。話說唐寅初遇秋香後,一見鍾情,乘船直追至無錫,當他望見秋香的畫舫搖進城裡後,卻一改原先「癡漢」的模樣,自顧自地嘆道:「到了這裡,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論者謂,「小說本來刻意以唐寅不回家收拾行李,不與朋友作別等等舉動來顯示他追趕秋香畫舫的焦急,卻又接著安排了取惠山泉這樣不相干的情節,讓他冒著隔夜後失去秋香蹤影的危險,一急一緩之際,充分彰顯了主人翁『不俗』的特質,取惠山泉的雅興居然可以壓倒愛情的誘惑與焦慮,這確實顯示了對高雅的極致肯定。」 
 
結語:《茶事圖》的文化意義
 
如《茶事圖》、《品茶圖》這一類屬於商業性的仿作,由於數量上的優勢與不可忽視的流通量,往往成為明中期以來訊息傳播、古代想像、與建構知識的重要載體。更在明清革鼎之後成功地進入乾隆宮廷,直接影響到宮廷院體的形成,對繪畫史的發展,具有前人未曾關注到的重要性,它的意義當遠在偽作之外。譬如對乾隆來說,這些以「茶事」為主題的作品在他主政下接連進宮,不斷地強化了過去茶事與文徵明二者的關聯、進而獲得一種藝術家文徵明與茶事密切相關的印象,成為南巡途中「行篋隨行」的導遊,終主導了日後乾隆皇帝對「江南文化」的理解與品味。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茶事圖》本身傳遞的文化意義?現正在故宮舉辦的「好偽物」特展提醒觀者,這一類題材繽紛且為數眾多的「蘇州片」,正反映出明末清初「古物熱」與書畫消費蓬勃的氛圍,足以展現當時商業作坊如何以古代大師為名,進行再製,同時藉用文徵明為首的一系列大師名家的風格來回應這波需求,提供消費者對於著名詩文經典或討喜的主題等種種的活潑想像。貼近生活的「茶事」宜乎是製作「蘇州片」適當的選擇,而文徵明當事人絕俗的形象,則不異賦予給了消費者更加鮮明的品牌魅力,在彼時被製作的數量當遠超乎今日所見。
 
 
 
 
 
 
 
 
 
 
 
 
 
 
 
 
 
 
 
 
 
 
 
 
 
 
 
 
 
 
 
 
 
 
 
 
 
 
 
 
 
 
 
 
 
 
 
 
 
 
 
 
 
 
 
 
 
 
 
 
 
 
 
 
 
 
 
 
 
 
 
 
 
 
 
 
 
 
 
 
 
 
 
 
 
 
 
 
 
 
 
 
 
 
 
 
 
 
 
 
 
 
 
 
 
 
 
 
 
 
 
 
 
 
 
 
 
 
文徵明,《品茶圖》,紙本設色,88.3x25.2cm,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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