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在隱身之前:專訪導演 許哲彬

  

撰文/郝妮爾    

  2010年,「四把椅子劇團」受台北藝術節之邀,演出《等待窩窩頭之團團圓圓越獄風雲》——光聽劇名就知道這戲有多鬧。劇情是導演許哲彬結合當紅影集《越獄》、經典荒謬劇本《等待果陀》以及當時最夯的時事團團圓圓,與眾演員們集體創作的作品,就想試試這樣大玩特玩的結果如何?未料佳評如潮。

  「在那之後,就有一些人開始邀請我,說想要一起做『喜劇』。」許哲彬說:「可是——喜劇是什麼?我不會啊。」

  與其說他不會做喜劇,不如是說他對中文充滿限制的詞彙厭煩。所謂的喜劇,是否代表著背後必然存在著反面的「悲劇」,然而悲喜相棲,禍福相倚,大多快樂的情節總讓人掉下眼淚,而悲傷的故事也時常讓人捧腹大笑,何必得用這麼限縮的字詞來定義某個劇種呢?

  「那些都是為了討論才講出來的話,所以不精確。」他頓了會兒,再說:「我覺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臺灣的表演藝術圈一點都不多元,所以才能這麼輕易被標籤化。」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大約是從2015年的《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姊妹(和他們的Brother)》起,許哲彬與劇作家簡莉穎展開了合作默契,包括接下來的《服妖之鑑》、《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致今年11月將在台中歌劇院首演的《遙遠的東方住著一群鬼》等等作品,幾乎都是甫上架就一票難求,火熱程度簡直超級巨星來台開唱的瘋狂等級。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這位年輕的劇作家簡莉穎身上,深受她多變的風格、一針見血的社會觀察、與流暢且富靈魂的對白所吸引,少有人直接提及導演本身。也因此讓我卻不由自主地想更加認識這位「隱身」的導演。

  

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

  許哲彬猶記他當年考大學時,只有兩個目標:一是國立,二是在台北。  

  「我記得填志願的時候也填了日文系、廣電系⋯⋯至於戲劇系,只是看到有些課程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填了,根本不知道那在幹麻。」許哲彬自嘲大考運極差,最後除了台藝大戲劇系,其餘全都落馬,索性硬著頭皮念了再說。為此,上大學前的暑假還去台北看了人生中第一齣戲。  

  「第一次看戲經驗覺得怎麼樣?」我好奇。

  「覺得⋯⋯自己前途堪憂。」他說。

  他不斷充實自己,整個大學生涯都花大量的時間跑劇場看戲,或者是打工賺生活費與戲票錢。大學一畢業便與同儕好友將「四把椅子」劇團立案,「每次人家問我們劇團名字由來?我都覺得很難為情⋯⋯因為一開始只是我們一群人的玩笑話,課堂呈現或發表都直接用『四把椅子』當作團名,誰知道亂講到後來就真的立案了。」

  一切都是滾雪球的意外,包括後來去英國唸書的決定也是。他說:「一方面是想休息一下,一方面也是想替父母圓夢——他們覺得有個出國唸書的小孩滿自豪的。」許哲彬直白坦率,常言說的夢想、熱情,他都不很在乎。偶爾訥訥一笑,說其實很後悔沒有留在英國跑回台灣了,雖然在英國表演藝術環境人才濟濟,想要出人頭地相對困難,不過至少有機會。然而台灣的文化圈,卻像是所有人都一同陷入泥沼,想要施力也不知道該往何處用力。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繼續留在劇場呢?」我問。

  「不為什麼呀,」他說:「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不是因為熱情,也無所謂夢想 

  「我覺得在台灣,只要你是做藝術的,就很容易被放大檢視。」包括逢年過節親戚間的往來詰問,聽到他在劇場工作,無論是做什麼,都會投以不同的眼神,誇他勇敢追夢,說他熱情無限。

  「可是——我大學就是念戲劇系,去英國也是學戲劇,既然如此,我現在做劇場這件事情有什麼好值得一提的?」許哲彬停頓一會兒,語氣和緩地說:「我沒有夢想,也沒有熱情,只是把這個當成是我的工作。也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這樣。」

  他在英國求學期間也頻繁地看戲,曾感覺過國外的月亮真的比較圓嗎?「坦白說,十齣有九齣都很無聊。景片從頭到尾都沒什麼動的也有,演員一直出來說話,故事才是主軸,表現形式的反而很少。」

  西方的劇本傳統歷史悠久,有不少導演習慣將自己放在「第二作者」的位置,只力求將故事完整呈現在觀眾眼前。台灣反之,似乎有些過度強調導演的位置,也因此相對弱化其餘工作者(例如劇作家)的重要性。許哲彬說:「我認為⋯⋯導演就是要讓眾人一起創作,看看在這個空間的演員能夠激發什麼出來?設計師會萌生什麼想法?甚或是劇組裡的所有成員……每一個人在排練開始之前多多少少對劇本都有想法,不是完全的空白。」

  

讓劇作家站出來  

  所以,他談及自己的導演習慣,不談風格也不論技巧。比方說先前提到的「三姊妹」,有評論者在看完戲以後說這齣戲的導演「沒有炫技」,可是什麼是「技」呢?許哲彬認為,「寫實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種「技巧」--或者該說,是一種「形式」,體貼著劇本所傳達形式概念,順其直覺行走,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硬是要添一些東西反而顯得不自然。所以在演員情緒激昂處、劇本跌宕起伏處,通通沒有燈光變化,場上唯一的兩個燈光cue 點就是「開演燈亮」以及「結束燈暗」。真要講風格的話,他的風格就是發現這個劇本的輪廓,並且讓所有的表演形式都化成一張薄膜去緊黏著這輪廓,視劇本為核心,考慮故事有沒有「被確實傳達」?而非「如何」傳達出去。

  另一方面,他說:「我對簡莉穎的劇本非常有信心,同時,也覺得台灣也需要去重視劇作家這一塊。」

  並非懷著什麼改變台灣劇場環境的野心,但綜觀台灣娛樂產業,無論劇場、影視,依舊是以導演為主為的行銷手法。台灣已然沒有歐美的文本傳統,特別是在劇場藝術這塊,總是一半改編經典、一半原創作品,這剩下一半的原創作品,還常常將劇作家的名字縮小再縮小(除了少數寫了數年、得了不少獎的作者之外)。若今天真能有一兩位劇作家在台灣開始被重視,長久下來,真能夠激勵整個編劇產業的旺盛也不一定。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球來就打的偏執  

  不過話說回來,從事藝文產業,難道真的不會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見嗎?講得更白話一點——「你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名氣嗎?」
面對這個問題,許哲彬說:「我覺得,當作品被重視的時候,也就等於我被重視了。」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也不擅交際,至於人家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之類的話,他也笑笑說:「說到苦勞,我覺得最苦的都是演員。常常覺得讓大家聚在一起做戲很對不起他們,(甚至可以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他說自己的排戲習慣,是進入正式排練狀態的前,會花好長好久的時間彼此閒聊。

  「這是因為排戲之前想要了解每一個人的特性嗎?」我又問。
    

  「沒有欸,」他笑說:「純粹是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他半是認真半是戲謔的回答。說自己不是權威式的導演,喜歡眾人一起思考,共同激發。如果問到形式、技巧或者每一次做戲的重點方針,他一概直接了當的回答:「不知道,沒想過。」他想了一會兒,又補充說道:「應該是說,每個人偏執的地方都不太一樣,我的話,就是球來就打,不會多想。」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更悲觀更要

  直到訪談最後,他都將所有成就好戲的主因推給劇作家,並說:「我也不知道最新這齣戲會不會好看耶⋯⋯不過如果是好的劇本,應該不管怎樣都不會太差。」

  雖是這樣說,他依然繼續與不同的演員合作,在設計理念上堅持與文本畫面契合,將故事的本質設為優先,將自己導演的位置繼續稀釋下去。

  「我覺得,我是屬於積極型悲觀的那種人。」他替自己下了一個小小的註解,微笑作結。

  奇怪,明明是有些妄自菲薄的結論,卻怎麼讓我覺得熱血沸騰。大概是想起了詩人李進文的作品:「更悲觀更要早睡早起,細細感覺自己/戒掉一直說對不起/戒掉仰望上蒼/世間再大的難關/只是宇宙健行時一次破皮」。

  處在這資源困窘的環境,無法停止自我懷疑,無法昂首稱許先前的努力,依舊孜孜矻矻地尋找生活下去的方式。不只表演藝術圈如此,所有與體制碰撞、在自己的專業裡鑽研的人興許都有此感慨。

  許哲彬身上好像從沒沾染過一點點藝術的傲氣,彷彿自助餐店的主廚每日料理菜色,倘若有人誇讚:「這菜好吃!」他大概眉頭不抬一下,只道菜的本質好,怎樣料理都不會錯。況且——「把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工作不是嗎?」

  嗯,大概就是這樣的導演氣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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