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從皇宮到美術館—奧賽美術館誕生30年祭

 
「我們通常先從歷史擷取零星的證據,然後再組織成符合我們當代邏輯的敘事。我們這麼做,是為了讓過去足以反映現在,宛如一面鏡子。」—多明尼克.蒙特塞拉特(Dominica  Montserrat)
 
矗立在塞納河左岸的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頂著昔日火車站的華蓋,當天光灑落之際,室內外宛如整體,如此保守而前瞻的設計,巧妙融入古典與現代,創造令人難忘的巴黎,直指這棟由廢棄火車站改建,再度綻放光芒的所在(圖1)。1986年,奧賽美術館甫一開幕即引領了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國際風潮,形同一則浴火重生的傳奇。今日奧賽已是與塞納河右岸的羅浮宮、龐畢度藝術中心同列為巴黎市內代表性的三大美術館。其中,奧賽特別將館藏定位為法國邁向現代之轉捩點,館藏集中呈現含括繪畫、素描、雕刻、攝影、裝飾藝術等在內出自18、19世紀之交之文化資產,與館體建築同樣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
 
今年(2017)適逢奧賽建館卅十周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聯合時藝多媒體在台推出「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策展人精選69件館藏,透過五組既互為對立,同時互為補充的子題/概念—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學院派與寫實主義、印象派與自然主義、象徵主義與折衷主義及20世紀現代美術之起源等,呈現世紀交替,嬗變的時代背後,在繪畫中呈現的新舊美術彼此傳承、交替、對立、互動甚至傾軋的文化視景。 
 
本文〈從皇宮到奧賽美術館—奧賽誕生30年祭〉,則嘗試由歷史建築作為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之角度出發,自大時代的背景中,介紹奧賽由過去專屬皇家的奧賽宮而火車站至今天的美術館,一路走來,傳奇般的身世,如何為今日蔚為風潮的文化資產再利用寫下典範,並與台灣社會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奧賽宮
 
塞納河貫穿巴黎的心臟,河道左右兩岸,或不亞於21世紀的紐約中央公園周邊金錢與權力交織而成的城市地景,標誌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其中,位於河左岸的奧賽美術館,此地原為法國第四皇朝,瑪歌皇后(La Reine Margo)的庭院舊址。瑪歌皇后汲取巴黎的精華,從低度利用的開發,對比庶民群聚的中央市場(Les Halles),庭院深深,彷彿一場靜態的誇富宴,面向往來的巴黎市民,賣弄其豪奢的派頭。
 
1810年,取代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傾向帝制傳統的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重整政治秩序,積極振復法蘭西的形象與榮光,位於塞納河兩岸的都市計畫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拿破崙下令於奧賽河岸的奧賽碼頭大興土木,興建奧賽宮(圖2)。1838年後,此地先後成為外交部、最高行政法院及審計法院駐蹕之處,政治權力再度由中產階級的手中轉交予少數握有實權的親信。然而,上述權力轉移的過程,並非如氣派的奧賽宮落成般,一帆風順。對國內社會而言,歷經大革命後接踵而來的恐怖統治,政治動盪伴隨節節高升的通貨膨脹,法國歷經了一段為期不短的陣痛期,也失去了自波旁王室(尤其是路易十四統治期間)逐步累積起,與歐洲列強競爭的資本。
 
1871年,普法戰爭爆發,亟思振作拿破崙三世(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敗給新興崛起的普魯士,雙方簽署停戰協議「法蘭克福條約」。法國,被迫接受一系列屈辱的合約,割讓阿爾薩斯和摩澤爾省予普魯士,並賠款50億法郎;其中阿爾薩斯因其豐富的礦藏成為實現工業革命最富潛力的基地之一,割讓此舉形同重挫了法國的未來,也打擊了國人對政府的期望、信心。不甘接受戰敗後果的巴黎市民,將戰敗的責任歸咎於無能的政府,起身對抗,在同年的三月中起事,由市民選舉產生的「巴黎公社」自組國民自衛隊,鼓動國人繼續與普國對抗;過程中,包括奧賽美術館前身奧賽宮,亦隨大火,付之一炬。目擊此事的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回憶,是夜裡,火焰直衝天際,繁星相形失色,烈焰焚燒後的巴黎市區,徒留餘燼,彷彿墜入漫漫長夜(圖3)。巴黎公社引燃的革命之火帶來的末日景象,毀滅性的打擊,迄今在視政黨輪替為常態的歐陸國家中,仍令人側目。然而,對巴黎市民來說,這段歷史無異一份引以自豪的回憶,遙指向大革命以來的所播下的民主的遺產。儘管這份遺產使得近代法國的政局宛如走馬燈,帝制、共和反覆演替,直到今日的第五共和,身處在時代的風雷背後,奧賽以及周圍的塞納河兩岸,卻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次次的自餘燼底,浴火重生。
 
二、奧賽車站
 
回到19世紀,面對比鄰因第二次工業革命躋身強國之林的普魯士,簽署「法蘭克福條約」帶來的震撼,巴黎市民餘悸猶存。此時,二次工業革命為生活帶來的創新與改變已漸形塑起先帶歐洲的面目—電力成為都市居民生活的基本配備,城市惠於源源不絕的電力,再無明顯的晝夜之分;同時飛機、實際可購買的汽車、大量生產民生必需品、機械製冷的保鮮技術以及電話先後問世,一群法國實業家早已蠢蠢欲動,著手規劃鐵路交通等相應的大型運輸設施,以便利的物流系統,搶搭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商機,改變長期以來,鄉村大於城市的版圖景觀。
 
邁步二次工業革命的進程中,奧賽宮的舊址為奧良鐵路公司相中,擬改建為火車站,成為巴黎市內連結城鄉兩地的樞紐。在自尊心強烈的巴黎市民心中,車站既是工業建築,也籠罩上了普法戰爭的陰影,如同虛張聲勢的普魯士,雜亂而吵雜。考量巴黎市民的保守觀感,奧良公司不得不尋思兩全其美,兼顧時代性與民族自尊的解決方案,好讓工業革命帶來的顯著改變,落地生根。1900年落成的奧賽車站,無異是一份實業家面對時代潮流的答卷,其優點也決定了日後奧賽美術館必須在這份答卷的基礎上,加以發揮的格局與條件。
 
總體看來,奧良公司的設計相當成功。奧賽車站內部採用金屬鋼鐵架構,復以石塊完全遮擋。奧良公司的工法其實並非創舉,今天巴黎市內的眾多百貨公司、精品店同樣採用上述「舊包新」的迂迴策略。真正創新的是營造方式。奧賽車站前後僅花了兩年竣工,大大縮短了過去凡事仰賴人力、手工動輒數十年的工期;同時,施工期間全程用電,動員勞工日夜施作,完工後的車站堪稱工業技術引入建築營造的施工典範、現代的象徵(圖4)。
 
如同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的《雙城記》—「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坐享現代化帶來的便利之際,19世紀同時存在尖銳的勞資對立。實業家動輒將勞工、工人視同機器,後者在缺乏相應的社福制度支持下,毫無保障,處境堪慮。他們多不幸成為社會進步底下的犧牲,隱沒在奧賽巨大的華蓋天頂之下。若不是19世紀,客觀描繪現代生活的寫實主義(Réalisme)成為今天奧賽重要的館藏之一,我們幾乎無法看見進步底下的反面,如何推動了繪畫由官方主導的沙龍,日朝貼近時代脈絡的風格轉型,塑造今日奧賽異於右岸羅浮宮的庶民氣息—雖粗糙,但生動;表現多元而繽紛(圖5)。
 
1900年,落成的奧賽車站成為同年開幕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中重要的公共建築,室內規劃有旅館及宴會廳,日夜款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置身於一戰來臨前的「美好年代(1890-1914)」中,此屆萬國博覽會以「世紀回眸」為主題,細數現代化、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大量的生產、製造所生的消費慾望下,奧賽車站成為塞納河左岸一處令中產階級流連忘返的銷金窟,他們出入奧賽車站、奧賽旅館之間,並經由此地經驗巴黎的繁華世景。
 
往事如過往雲煙,德國作家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在《回憶錄》描述他前往巴黎的一場輕旅行,筆端捕捉下當時的一瞬,「(1926年)1月20日,星期三。巴黎奧賽飯店。雄偉的建築搭配壯觀的大廳,室內散佈一股清晨慵懶的氣息。櫃台主要接待短期旅客,雖然套房都很豪華、精雕細琢,卻不適合常住。此外,巴黎市的中產階級,也來此地社交、宴會,飯店內每層樓都有管家負責迎接、款待。他們(管家)一身燕尾服,頭戴金項鍊。男男女女在樓梯間調情伴隨親密的小動作,背景音樂卻是出奇地糟。隔天早餐會送到房間來,我們啜飲茶食,感到心滿意足。這是旅行所帶來的人生樂趣。我們興奮不已,整晚不寐,直到巴黎再度車水馬龍,我們方才意興闌珊地側身柔軟的床褥上小睡片刻。」華麗至極,糜爛至極。
 
托馬斯曼筆下的「美好年代」隨一次世界大戰逼近、爆發倏忽即逝。1930年代尾聲,狂人希特勒(Adolf Hitler,188-1945)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奧賽車站一改過去僅服務中產階級的消費型態,轉為輸出成年男子前往戰場的國家機器,在往返的列車中與同盟國的命運、榮辱緊緊相繫,共同經歷了人生以至整個時代重要的關口。
 
二戰後,作為接納返鄉戰俘的據點之一,奧賽車站再不復以往的金碧輝煌。流浪漢群聚此地,見證了戰後初期法國社會瀰漫的破敗、衰頹,也自黑暗中煥發出人性的光輝,與今日因右派崛起而益發排外的歐洲形成鮮明的對比—巴黎市民在天主教人道精神的感召下,從不吝嗇對那些因戰爭淪落社會底層者伸出援手。源源不絕的人道物資在以奧賽為中心的交通網路迅速發派各地,接連抵達終點後,此地再次淪為遭時光遺忘的廢墟,僅餘下地下室的月台邊幾條行駛於偏鄉的路線緩慢地運行。
 
至於奧賽車站地表上的建築,除了期間曾因經營劇院,短暫得到使用外,幾與巴黎市民的生活脫節。所幸,法國深厚的文化底蘊,使得他們在回望過去之餘總帶著深情的目光,長期荒廢的奧賽車站於上述的視野中,此地復因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連番上演的悲歡離合,連結國家命運的大歷史,更顯與眾不同。
 
三、奧賽美術館
 
1970年代,龐畢度(Georges Jean Raymond Pompidou,1911-1974)總統任內,矢言改造奧賽車站,成為今日奧賽美術館誕生的重要起點。1974年繼任的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總統,延續龐畢度政策,並委託義大利的知名室內設計師蓋.奧蘭蒂(Gae Aulenti)將其改造為美術館。
 
作為首次承接的大型文化場館規劃案,奧蘭蒂認為,奧賽改造成功的關鍵在,此處(空間)必須撩撥遊客參觀的動力。團隊設計之初,選擇暫時將「歷史」擱置,結合地理、幾何學的理性分析,以通盤了解空間本身。過去的大車站和美術館二者完全無法比擬,它來自於對空間與作品的體會,同時蓋.奧蘭蒂並斟酌季斯卡建議,希望美術館展間異於帝制時期的奧賽宮,總體必須輕盈,毋須流於浮誇。團隊必須重新思考,並修正建築室內室外的關係。
 
奧蘭蒂回應道,在義大利,通常我們不說室內規劃。是「室內建築」。與建築師合作的方式,或者說,二人的默契,界線並不分明。雖然從事室內建築,若從整體看,內部當然也可說是外部,合力組成有機的整體。奧蘭蒂選擇將雕塑集中陳列在原供列車停留的月台,一方面保留下充滿新藝術風格的大鐘,昔日大鐘底下飛快流逝的時間,復因藝術品的介入,更得顯緩慢,如無聲詩般引人入勝(圖6)。
 
四、結語
 
奧賽車站和日後改建、即將落成的美術館二者無法比擬;前者人來人往,在時間的催促下,毫不停留;美術館則使人流連忘返,吸引腳步駐足閒逛,試圖了解藝術品。今天,奧賽美術館在法國博物館中名列前茅,更為TripAdvisor網站從全球600多座博物館中,評鑑為歐洲第一,每年吸引超過420萬名訪客,聞名造訪。復隨著「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在台引發關注,帶來美感上享受,炎夏裡倍感清涼之外;展場外都更進程緊鑼密鼓地展開,都更與奧賽大展,裡外合觀,它給社會如下的現實意義,或遠超乎超美感之上。
 
小市民一方面擔心我們的政府對文化無知,或者完全漠視,但是另一個極端─政府很可能對文化有一種錯誤的認知,集權、集錢用力地去做所謂「文化工程」。在作家龍應台看來,極端的後果或更甚於無知。地方政府的首長很可能大興土木,用納稅人的辛苦錢建造華麗的音樂廳,而事實上地方根本沒有足夠的欣賞人口;同時公部門很可能也沒有(或提不出)相應的計畫去培植欣賞人口,支持起背後的展演團隊。數年後,眾人眼見工程風光剪綵,首長升官走人,然而音樂廳即開始長草,養蚊子,形同與日常脫節的怪獸,文化卻蕩然無存。對文化極端重視的結果,到頭來竟與無知殊途同歸,都是沒有「文化」的、內在貧乏的。
 
或是因為太多「蚊子館」導致的寒蟬效應,近年文化做為都更可能的選項在公共資源虛擲的疑慮下,往往裹足不前。與成立屆滿三十載的奧賽美術館相較,其由皇宮而火車站而美術館的蛻變是明晰的,透過奧賽,我們看見了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潛力,其達成文化資源的普及與共享,並為文資修護再利用寫下歷史新頁。
 
相形之下,台灣顯然無法再等。以近期三井倉庫、南港瓶蓋工廠的都更案為例,為老建築重啟生命的文化工程,如雨後春筍般展開,標誌著步入21 世紀的台北城已然邁入新舊城廓重組、老建築定位再利用的關鍵。「印象.左岸–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的成功,為台北帶相當的啟示—在當代文創產業浪潮下,我們無法忽視有形文化資產結合觀光的潛力。對於巴黎來說,城市的進步不是犧牲歷史遺跡而來,而是找出新與舊可以並存的、和諧的方法。奧賽寫下了典範。台北呢,你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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