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獨自在佔領的道路上—讀高俊宏《諸眾》

圖1 《諸眾》書封。

圖2 高俊宏。

「新類型」

幼獅文藝今年舉辦「用腳寫地理.非虛構論壇」,於宜蘭場的主題為「現實的測繪,群島的模樣」並邀請高俊宏主講,其中他在提到《諸眾》一書時論及其敘寫的對象:

從日本到韓國到香港,一直到沖繩,其實有一批新的類型的藝術工作者,他們不是單純畫畫,不是單純寫作,他參加非常多的運動,他受創,從這當中學習到很多新的連結方法,基本上他們是跨學科的一個位置。這樣的人種可能是一種新的人種,這在台灣很少見……。

閱讀之初以為這是一本以藝術為主題的紀實作品,但愈閱讀下去,愈覺得並非那麼一回事;紀實作品向來如「他者之凝視」,雖有主觀角度切入,但以客體呈現為最終結果。然而《諸眾》不同,高俊宏做為採訪者的同時,其實也是主觀涉入的參與者之一;他並非他所要描述的「主體」,但在與受訪者間的互動中他卻滲入了一種主體意識於其中。藉著訪問與寫作,他階段性地表達這個「新類型」議題,並藉由這種論述,展現與其描述對象那種同質的想望。

《諸眾》一書屬高俊宏〔群島藝術三面鏡〕之1,副標為「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字面上的意思很清楚,這本書所要論及的是東亞的範圍,他並以日本、韓國、香港、武漢和台灣五地的藝術家[1]為案例描述之。藝術家們的藝術行動是什麼?這正是他所提的「新類型」:以抗爭、野宿與佔領等模式進行的社會∕藝術實踐,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全球化情形。主軸如此,藝術家們各自的行動則各有不同,並不完全能一概而論,各地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構成了複雜各異的藝術行動地貌。

日本的野宿[2]者們

從日本章[3]開始,高俊宏以市村美佐子的野宿為觀察對象,這位藝術家將公園和陸橋下等公共空間「佔為己有」,實先拋出了「野宿者住在公園有罪嗎?」的問題;更進一步,當公共空間被政府交由財團經營,為求管理而架設鐵網圍籬,其實漸形成一種變相的「私有化」以能符合其商業利益時,公共空間之「公」何在?野宿是否是一件令人引以為恥的事?高俊宏從與之接觸的經驗觀察,認為他們「普遍給人的感覺比一般正常人還正常[4],其被汙名化的處境實在值得反思。

圖3 市村美佐子。

在日本章的最後一篇,高俊宏至沖繩見識當地反美軍基地的行動。沖繩的特殊處境,在於它的「禮物化」命運,使其成為「帝國主義的幽靈」[5];亦即日本為求美軍的屏障而出讓沖繩做為美軍基地,並持續以高度歧視阻礙全島的發展,保守的右翼與民族主義更是此地巨大而不可磨滅的陰影,歷史問題從未被解決,甚至傷口不斷被重新撕裂,未能有痊癒之日。沖繩的反抗行動幾乎是全島性的,這其中的藝術性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反轉。透過這場旅行中的感知,高俊宏似乎有意於梳理出一種對應模式,企能從中找出各地「藝術行動者」間的串連。

韓國的佔屋者們

進入韓國章,金江與金潤煥夫婦的佔屋生活映入了讀者的眼簾,我亦從這種以佔屋為主體的行動感受到更清楚的美學方針。「綠洲計畫」為藝術家們共同抵抗空間被壟斷的行動,也是韓國首次的佔屋實驗,「所有權」與「私有化」的概念被挑戰;他們所佔領的並非民間私宅,而是由政府機關授權利益團體以各種名義經營的「蚊子館」,這些名義上存在卻被棄置、浪費的空間,相對於創作環境艱難的藝術家們是一個巨大的疑惑。高俊宏認為他們的佔屋行動,實是「希望衝破韓國存在已久的藝術/政治貪腐的共構體制[6]。其後的「三九實驗室」以及其他同性質的「Cort Corter佔廠」行動,都體現了朝鮮民族「恨的文化」,忍受屈辱但仍能堅持在「反美、反資方和反全球化運動[7]的道路上。

圖4 金江與金潤煥夫婦。

江汀村反海軍基地運動,那是一個每天例行衝突的所在,高俊宏藉著參加和平音樂祭的活動體會這種搏鬥的痛苦感受。江汀村所處的濟州島,也與台灣有類似的歷史景況,但在我看來他們也與沖繩面臨一樣的內陸歧視,一樣落於其祖國與美軍的共謀體制。藝術家在此與社區共生,既是實際的抗爭表現又是尋求溝通管道的一環,但成效如何有待後續檢驗。

香港的街坊們

隨著香港章的展開,高俊宏從油麻地的活化廳和新界的馬屎埔村展開踏查,以更為寬廣的視角探尋兩地的藝術行動。這兩地都非以具體的佔有/抗爭進行活動,而是以在地/本土為質性,以藝術之名謀求當地的原生性,又或是與農民合作種菜,尋出與大城市民之間的連結性。其欲喚醒的,是「我城」[8]命運的可能性,在既定政治的發展道路上,重塑不甚穩定的自我認知架構。

圖5 活化廳。

高俊宏認為「本土總帶有區位、政治意味,而在地則更關注弱勢,也是一種底層的知識經濟。[9],而香港似乎在本土架構建立不深,但卻於在地耕耘更強。[10]回望台灣,漫長的本土運動逐漸形成台獨思想上的認知架構,但是我們生活的落實性似乎不甚顯著,因為這個認知架構可能僅僅化生出選舉時的意識形態,卻沒有「文化沉澱物[11]的支撐。藝術家希望能從香港在地的文化累積得到一點靈感,一些可供台灣參照的面向。

武漢的「每個人」[12]

一舉北上,高俊宏前往武漢,與當地藝術家分享藝術行動的歷程。在武漢,或說在中國的土地上,「佔領房屋」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實是發起人麥顛所租之老房子。雖然西方的佔屋思想確實部分影響了此組織,但其運動具有更多無政府主義的氛圍;以東湖開發案為主題的藝術計畫「每個人的東湖」,雖然未有影響工程進行或是都市仕紳化[13]的趨向,卻打開了言論的可能。

圖6 我們家的青年自治實驗室。

台灣的藝術家們

回到台灣,高俊宏反思家鄉同樣面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創作卻非走向佔屋或「佔領某空間」的形式,而是進入「失能空間」,通常是廢墟(我們習以為稱的詞彙) 進行探索,並從中做出批判性議題。篇章中指出了1980-1990年代的社會運動如何與藝術家們的創作聯動在一起,身體表演又或是影像感知,在當時似乎是消解了有形的禁錮空間,從而匯聚成靈與人重新交流的場所。

佔領做為一種______

閱讀至此,對於此書所論之曲折我已無法盡述,高俊宏為藝術家投入社會運動評寫出一條奇特的蹊徑。社會運動與發聲之論述向來必依往政治性的路線,而我向來也同意「藝術本身即具有政治性」的說法。然而當藝術家不以傳統的創作工作進行表述,而是「生活」在那個真實情境時,他們即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以身體處於現場的每分每秒都在產出,但同時所經歷的時空又不斷脫去,生命經驗與其說在累積,不如說是不斷重塑某種狀態,而這種持續將可能更接近藝術家所欲到達之地。

也因為如此,我在閱讀日本章和韓國章時一度疑惑於藝術性在何處;然而當高俊宏以文字引領我循走他的視線時,我終於看到其所敘述的藝術家們在計畫或行動中的一絲遺緒,又或是一抹殘影,還能為我所思所感,並捕捉那些行動中的動能。事實上藝術家們做為行動者的力量還不足以觸動外界,由其行動而凝聚的「諸眾」才是可以產生組態的關鍵。

高俊宏的文字所給予讀者的,實是一種迴旋式的論述架構,但在這個以身體為實踐的生命狀態中,我感受到一種異樣的嚮往。藝術家自述對於失能空間與狀態的無力,同時間也迸發一種佔領的想望;台灣章裡那一小段於八角屋的「個人主義式的佔屋[14]行動,除卻記憶的淺掘,獨自佔領一個陌生廢墟以囤積或延續過往的創作,其所圖的或許是「生」的量度空間。

我想,讓藝術家們不可自拔地投入的,可能正是這個無限擴大的深淵,與諸眾。

 

註:圖6來自「高俊宏的創作檔案」http://bcc-gov.blogspot.tw/

,其網站有更多他所調查的資料,如武漢一行,其網站文章和書中所錄即有所不同,可比較閱讀。

 

 

圖片來源

圖1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3764

圖2

http://archive.avat-art.org/mediawiki/index.php/%E9%AB%98%E4%BF%8A%E5%AE%8F

圖3

http://ericrechsteiner.photoshelter.com/image/I0000Sh9oXz6JjZA

圖4

http://air-wooferten.blogspot.tw/2011/07/about-kim-kang-kim-youn-hoan.html

圖5

http://arts-news.net/artnews/article/%E6%B4%BB%E5%8C%96%E5%BB%B3%E4%BA%BA%E6%97%A5%E5%B7%A1%E9%81%8A-%E8%88%87%E8%A1%97%E5%9D%8A%E6%8B%9C%E5%B9%B4

圖6

http://bcc-gov.blogspot.tw/2013/01/needle-in-giant-ass-wuhan-desiree-youth.html


[1]高俊宏在論壇中稱自己為「藝術行動者」,而他所描述的藝術家們實也符合這樣的身分。

[2]高俊宏在書中註釋表明「野宿者」取自日文用法,文中若涉及日本以外則用「無住屋者」。

[3]「章」字為筆者所加以便於行文,韓國、香港、武漢和台灣皆然。

[4]《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67頁。

[5]此處借作家張翠容〈沖繩的帝國幽靈〉一文的敘述再化用之。此文可見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6317

[6]《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133頁。

[7]《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143頁。

[8]「我城」為筆者所稱,借用作家西西的同名作品,此詞可用以代稱香港。

[9]《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213-214頁。

[10]事實上我所見之香港急進於前者的政治論述但總缺乏根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地認識與行動的貧乏;然而在地精神的建立也好,本土架構的立起也罷,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統壓下,其所建立的文化脈絡很可能人為地被崩解與噤聲,因此它在行動的時間當中更加緊迫、更有積極性也是必然的。

[11]《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214頁。

[12]借用其計畫名「每個人的東湖」。

[13]都市發展過程中因舊地重建而引致高收入者遷入,並取代了原低收入者。低收入者若留在原地很可能招致歧視,或被迫遷往更偏遠或條件更差的地方。詳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7%B4%B3%E5%8C%96

[14]《諸眾》,高俊宏,遠足文化。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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