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是誰殺了死刑犯:褶子劇團《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撰文/郝妮爾    

  改編自雨果的作品「死囚末日記」,添進台灣社會背景,褶子劇團《死刑犯的最後一天》融合電影與劇場的元素,二者各司其所,誰也不搶誰的風采。三位演員的表演張力維持在同一個高度上,讓整齣戲彷彿一杯斟滿的水杯,眼看就要溢出杯外,又始終保持在一定平衡,使得觀眾的心搖搖晃晃,忐忑、專注地坐完整齣戲。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劇照∥照片提供:褶子劇團)

囚禁是一種心理狀態

  走進場內的第一個驚喜,就是L形狹長的舞台。觀眾席將舞台包圍,彷彿那方小小的監獄不是靠鐵欄、或者牆面圍起,而是人群。

  事實上也是如此,囚禁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單純的空間關係,為了要彰顯這樣的狀態,除了仰賴舞台的設計,鏡頭的角度也是一個切入點。全場主要的影像投影有兩個:一個是水平視角偌大的監牢全景,一個是由而下俯拍的「監視」鏡頭,無論是哪一個,都將受刑人鎖在屏幕裡面。將這個分明是開放自如的「假的」場所,成為了真實的禁錮。

  無論投出來的影像技術「目的」為何——為了容納更多的席次、且讓遠方的觀眾能看清楚台上的細節?或者純粹製造禁錮之感——影像的處理都毫不馬乎。雖則是完全同步舞台上的內容,不過燈光的設計除了考慮舞台的視覺美感之外,也兼顧了轉化為黑白影像後的觀感。因此,整個投影畫面乾淨、輪廓分明,也愈顯寂寞,是和演出搭配得很完美的影像處理。

  

(演出時,觀眾與舞台就是如此緊密,彷彿囚禁人的不是監牢而是人群。∥照片提供:褶子劇團)

 

 

然後,時間消失了

  開場前十分多鐘沒有任何一句台詞,就這樣沈默良久。端看受刑人活動筋骨、看書、緊張兮兮地留意外界的變化,當下他的神經質讓人摸不著頭緒,要看到最後才能夠理解,開場無聲的語言全都在說同一句話——是今天嗎?就是今天嗎?等待行刑的日子像是流過的尖針,每一秒鐘都往身上強扎。

  與其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是具體所指「刑前一天」,不如說是--在死刑判決書下來的那一刻,到正式死亡之前的時間--全都濃縮成一個計時單位,牢獄中偶能鑽進來的陽光,或者每日的睡眠與醒來都失去意義,那不代表一天又過了,僅僅代表尚未死亡。計算時間對一名將死之人究竟有什麼意義?因此全戲的敘事觀也被打破,不照線性演出,像一條前進的溪水時而逆流、時而靜止、時而匆促往前。有趣的是,這樣打亂時間的敘述非但不混亂,且能不拖沓、不刻板地進行,受刑人與每個來訪者的對話像是推理劇一樣使故事的劇情水落石出,原本面無表情的受刑人開始有了名字(阿平)有了家庭⋯⋯隨著劇情推進,阿平的輪廓逐漸明顯。

 

  

(等待行刑的日子像是流過的尖針,每一秒鐘都往身上強扎。∥照片提供:褶子劇團)

 

 

單調的想像,才能讓免於悲劇性的同理心

  「如果我告訴他們我有一段正常快樂的生活,那些人大概不會相信,我的開頭跟結尾反差太大了。」受刑人阿平如是說。

  姑且不論台灣媒體是如何喜歡煽動、腥氣的話題,以至於有許多資訊無法查證,簡直把觀眾當作鯊魚,在大海中任意撒下鮮血引來一群飢渴的憤怒。對,姑且不論。

  事實上,全世界的社會新聞都忙著替人貼標籤。各種聳動的名字,但凡冠上殺人魔一詞,就有種驚悚電影的臨場感。(是的,我們也暫時不論台灣有多愛幫人取綽號,比方說某某哥某某姐,越短越俗套越喜用)不過,對於媒體現象本戲並無多加著墨(否則一不小心就變成教育宣導短片)而是在觀眾一頭霧水以前,先派一個訪客登台——阿平的朋友。觀眾還沒有理解這個人是做了什麼事、犯下什麼罪、也當然來不及在腦中進行正邪對立的判決,這個受刑者的朋友就先登場了。於是,觀者也用朋友的視角對阿平產生第一印象。

  緊接而來:妻子、女兒、老母親的出現,甚或後來與員警、公務員的對話。觀眾會看見:是的,這個臨死之人擁有人性,故事正在替他建立多重面向。他是壓抑、好面子、且偶爾釋出一點體貼,偶爾又顯現那些害怕。在成為被標籤過的「殺人魔」之前,他得先是一個人,一個兒子,丈夫,父親,朋友,員工,失業者,酗酒人士⋯⋯最後,才是個殺人犯。

  當然新聞鮮少替犯人製造人性的那一面,因為誰都有陰暗處,誰都保有一個污穢的秘密,可是假若我們看見了一個罪人的那一面,就容易同情他憐憫他慈悲他。一旦讓心軟弱下來,就恐怕會導出一個結果:大多數「十惡不赦」的人,不過是個平凡人,其實都只是不小心拐錯的彎才走到這一步,那錯誤的選擇有時候極其微小,微小到彷彿只是小時候題目漏看了一個字所以無法拿到滿分的考卷、小到彷彿只是在接力賽的時候掉了棒子所以沒拿到冠軍,可是人一旦長大後,多小的錯誤都能夠要你的命——什麼意思呢?意思是不是誰都有可能犯下這樣的錯誤、誰都有可能走上這樣的落魄。那個「誰」可能會是至親,當然,當然也可能會是自己。

  這樣推理的結果任誰都無法輕易接受,所以我們只好選擇一個相對容易的方法:憎惡他、痛恨他、醜化他、妖魔他⋯⋯想像他有某種疾病,想像他的不幸我們此生都不可能遭遇。戲中不斷重複著一句台詞:「在被判死刑的同時,我感覺我呼吸的空氣和你們所有人都不一樣了,我已經被隔絕在外了。」呼應前所說的,囚禁不僅是一種空間上的隔閡,更是心理的禁錮。而我們的想像也不存在具體的證據,而是非得說服自己才能安心過日子的麻藥。

 

  

(可是人一旦長大後,多小的錯誤都能夠要你的命∥照片提供:褶子劇團)

 

一趟沒有終點的思辯之旅

  作為一個改編,《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大可以套用最近炒熱的話題,反覆詢問廢死的辯證問題。不過改編者想必很清楚,跟隨流行的議題很快就會被下一個流行淹沒,但是藝術性的意義是能夠活得更久。那麼藝術性所指為何?就是想辦法激發觀者思考,讓眾人思考到簡直要接近答案了,又忽地把前方景色砍斷,留下最後一點軌跡要觀眾帶回去自己思考。

  給出「正確答案」的作品是「體制」,憑一己之力尋找問題與解釋方法的則是人生。對此,此戲利用了幾個元素來製造「迫使觀眾思考」的橋段。

  比如說,受刑人阿平赴刑場之前,終於軟弱地回頭哀求「我要上訴、我要上訴」,警方拿著警棍推駛往前,直至場上留下一片漆黑;於此同時,場上亮起詭譎的暗燈,抬頭忽然發現攝影機的鏡頭轉向場內觀眾,我們目睹了這場刑求,這個過程究竟是戲,還是真實人生?判處死刑的人究竟是受害者的家屬、是法官,還是憤怒的群眾?這一切並無解答。比起網路上爭論不休的筆戰,這樣的空白更讓人毛骨悚然。同時也讓我想到《末世男女》其中一個段落:

  每個星期──根據月亮算的:新月、上弦月、滿月、下弦月──女人們站在受潮汐衝擊的水灣裡叫那條將被抓住的倒楣魚──就叫「魚」,沒有其他的稱呼。然後她們把牠指出來,由男人用石塊和木棍把牠打死。這樣他們就分擔了殺生的不愉快,沒有一個人需要為沾了魚的血而內疚。(2014:107)Margaret Atwood 《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韋清琦/袁霞 譯

  憤怒的群眾之所以能夠大方叫人「去死」,是源自於心中浩然無畏的正義?還是因為實際上判死的命令根本輪不到我們來喊下,所以我們只需要承受著對受刑人的憤怒,而無需延續緊接而來的內疚感?

  末了的時候,受害者家屬經過受刑人的監牢,看著大開的牢門以及空蕩蕩的內裏。她踏著高跟鞋走進,坐在裏頭一張窄小的床上。大門是開的,那個「殺人魔」也死了,法律給「群眾」一個交代了,凡今以後倘若受害者家屬多向社會釋出一點恨意、無助,都是不可原諒的。「我們不是幫你伸張正義了嗎?」好像會聽見被這樣指責似的。然而,誠如劇中台詞說的——「無論如何,傷痛是不可能被彌補的。」回應所有認為死刑能夠殺雞儆猴、能夠教訓壞蛋的支持者,這樣的熱血激動真的曾經堵住社會的缺口了嗎?這個社會不僅不容許自己痛恨的事情繼續活在世界上,亦不能接受受害者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不跟那些人想法一樣,他們就會覺得我是一個比你還可怕的人。」受害者家屬對受刑人阿平說。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是這一切竟然不是做「戲」,是真實的事情,是才台灣才剛剛發生的社會新聞。社會不允許一個女兒被殺的母親沒有嘶聲力竭的痛苦、不允許她沒有在鏡頭前以淚洗面、披頭散髮,更不允許她竟然神智清明地說「死刑無法解決問題」。群眾共同承擔了憤怒,但女兒死去的悲傷僅留給一個堅強的母親與他們一家獨自承擔,也還有人想辦法加諸各種罪名給這一家人。憎恨這種事情果然比「愛」來得容易多了,因為在憎恨的同時我們還可以自我安慰,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正義」。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是這一切竟然不是做「戲」,是真實的事情,∥照片提供:褶子劇團)

 

鼎立全場的三位演員

  把焦點回到演員身上,三位演員:陳以文(同時也是文本改編者)、徐麗雯、黃建豪。這是一個非常好看的組合。

  飾演受刑阿平的陳以文,情感克制地飾演了同一個人身上的多種面向。就連獨自一人的時候都不斷掩飾心中的害怕,面對妻子母親朋友,不同的身分換上不同的「臉」,整個身體語言都隨著訪談者的不同而變化。

  徐麗雯肩負三個角色,三種女人的面貌:妻子,老母,以及受害者家屬。三者都背負著截然不同的疼痛,生命中被剪去了完全不同的一塊。對此,呈現出來的反應是各種不同的悲傷、憤慨、無奈,而且心疼。頻繁地更換角色,每回上場眼淚都是撲朔朔地下,卻真能呈現出感慨萬千的眼淚。果真考驗演員功力(她也真的做到了,看徐麗雯哭這麼多次卻一點也不嫌膩)。特別是作為一個母親,帶著蒼老的身體彎腰蹣跚上台,一面又要抑制心中氾濫的傷痛,直到最後兒子淡淡一句:「你不要再來看我了,我會把自己照顧好啦。」多麽諷刺的一句話?母親終於忍無可忍,對著兒子背影大吼:「我的心肝仔囝(sim-kuann-á-kiánn)」雖然可能當初並無此意,不過這句一吼出,因為過於大聲語言碎裂的關係,聽起來簡直就像是「我的心破(phuà)了」。

  演員黃建豪也是一人分飾多角:阿平的朋友、執法的公務員、略有口吃的員警、送死刑犯最後一程的警官,他的演出自然生動,而且性格分明,不出幾分鐘的出場都為角色建立立體的形象。

  作為一位朋友,他帶著看似灑脫與戲謔的性格探望阿平,不斷問「有沒有什麼事情要交代的」,一面又故作輕鬆地扯一些垃圾話。臨走之前,阿平問:「能不能唱一首歌給我聽啊?」「你唱歌給我聽我心裡會好過一點。」於是他唱了——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內。
磅空的水伊都,丟丟銅仔伊都——千思萬想都沒有想到會是這一首歌。兩個老男人開始一搭一唱,鼓掌、合聲,歡愉的氣氛簡直不像在坐牢,會客時間終了的警訊聲不斷響起,他倆就唱得越大聲。看完這齣戲以後,這首歌仍然留在腦袋裡,不只因為選曲上實在太突兀,更因為這似乎是整齣戲中最後一次有人真心的笑、幾乎忘卻死亡。

  戲後我問「這首歌是劇本指定的嗎?」

  劇團人員答「沒有欸,是他們排戲的時候排出來的。」

  我又問「所以他們有人是宜蘭人嗎?」

  他聳肩說不清楚。那麼是不是要在劇中指涉宜蘭人,大概也沒有此意?

  又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安排。但聽在我這個宜蘭人耳裡,這首歌就像是一個禮物一樣。「丟丟噹」在宜蘭市是不分年齡的歌曲,我們甚至不稱呼這是「兒歌」,大概也沒有多少人了解歌詞到底在唱什麼。年幼時學到的時候只覺得老土,老土可偏偏又這麼朗朗上口,你幾乎不曾聽過哪個宜蘭人沒事哼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可是任何一個宜蘭人聽到這首歌大概都會在腦中浮現一個山洞、一片海洋、一座龜山島、然後⋯⋯。無論劇中是否影射,這個安排都為「阿平」樹立起了一個既深且廣的人生,讓人相信他的童年大概也曾經單純、曾經做些傻氣的夢,曾經對這個世界還有期待。這首歌名亮的節奏、鄉土的歌詞,都於戲末了以後,在那片蒼涼、灰暗的景色之中,於腦中再度響起……

  嗯,我想讓整齣戲的回憶在這裡打住,在這首歌聲裡。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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