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翼助圖書事業起飛的翅膀 國資圖典藏文物與館體建築2

 
成立於西元1923年,前身為「台中州立圖書館」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作為一所具代表性的文教機構,由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現代化建設樣本,到今日以「全國民眾為服務對象,購置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提供連結與資源分享,成為全國公共圖書館之數位資源雲端中心,兼具實體與虛擬服務,虛實合一」之數位公共圖書館。在圖書之外,國資圖豐富、多元的文物典藏與建築環境,猶如翼助圖書事業起飛的一雙翅膀,作為紀錄台灣近代圖書事業發展史之見證,這些館藏文物保存了許多文獻以外的第一手資訊;舉凡如圖書館遷建的奠基紀念碑、精武分館的孔子雕像、中興堂的立面浮雕、古董家具與屏風、一幀來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借書證等,經由這些文物,國資圖之所以成為國資圖,我們讀到了另一段不同於主流(文獻)觀點的敘述,對於台灣圖書事業之史料彙編來說,它的重要價值不言而喻。(下)文將陸續介紹古董家具與屏風、一幀來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借書證等二件文物。
 
 
「貴賓室」中的古董家具與屏風
 
民國61年(1972),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精武路新館及中興堂落成啟用,時任館長宋新民有感於新館落成後,來訪之政要、名流眾多,為能禮遇到訪貴賓,襯托其不俗的身分,特將二樓一隅規劃為貴賓室,邀集孔德成、劉延濤等名家拿出看家本領,分別創作十二幀字畫,後委由榮民家具工廠以結構緻密、質地溫潤之木質屏風細加裝裱,並另購置了太師椅、桌具,作為接待貴賓,稍作休息之用(圖1、圖2)。
 
與圖書館比鄰的中興堂做為當時國內重要的大型集會場所,歷任省主席及中央政府官員,如嚴家淦、孫運璿、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宋楚瑜等都曾於國慶日、教師節等參與慶典;期間,本館貴賓室更發揮了原規劃時的功能,政要名流、名家字畫與古董家具的結合,頓使得這一方小空間,時刻顯得奕奕生輝。而在鋪張、浮華的慶典背後,回首70年代,我們不得不看到戰後渡台的國民政府,在與美斷交的陰霾中,失去了國際間重要的奧援,頓時成了一個對自己幾乎失去信心的政權,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依靠極端的手段治國,相對於彼時肅殺的白色恐怖,鋪張、浮華的慶典活動可說是另一個截然相反的極端。
 
作為出席活動前暖身、預備場地的貴賓室,儘管空間不大,卻處處顯見了主事者迎合、揣摩官方意識形態的巧思,如其中的一張造型優雅,結合臥床與長凳的「貴妃椅」,它背後即蘊藏了這樣的一段故事—它是館方為迎接時任總統之蔣中正先生及其夫人蔣宋美齡女士蒞臨,特別訂製者,期盼夫人到訪時有一個較舒適的座位,惟「貴妃椅」一直未能等候到蔣夫人親訪,也因而讓此一文物的存在成為了昔日戒嚴統治下的見證。
 
今日,這一批原陳設於貴賓室的古董家具與屏風已移駕至五樓的館史常設展區,作為重要的展品之一(圖3),復原昔日貴賓室擺設的展出方式,非為了追想昔日,期盼大人物蒞臨重溫貴妃椅上每一吋精巧的設計;相反地,在解嚴前已見到少數敢言的知識份子勇於提問—「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件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1] 
 
解嚴後的今日,館方將原置於貴賓室的古董家具與屏風,在尊重館史的原則下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成為展示的一部分。參觀這批文物的同時,同樣我們也在台中市看見了這一解嚴前後的改變—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出;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城市的改造首度出現了以社區為中心的民間主導力量;國資圖以更貼近讀者的面貌在五權南路的新館向更多的讀者招手,新館摒棄了昔日專為特權量身訂做的設計,悉心地規劃出許多貼近讀者需求的空間,增設讀者休憩區、集哺乳室;這些改變都與台灣政治轉型的進程息息相關,並賦予了古董家具與屏風另一層嶄新的意義—「民主社會」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從此,我們對於過去的歷史當更增添了一份寬容與了解(圖4)。 
 
  
乙幀來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借書證
 
民國91年五月(2002),位於五權南路的國資圖新館落成啟用之際,正值本館辦理「館史特展」期間,一名熱心的讀者提供了乙幀來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由「台中州立圖書館」製作的借書證圖檔供本館惠存,作為國資圖前身的「台中州立圖書館」所製作的借書證,這幀珍貴的影像,今日已所剩無幾。
 
前後檢視借書證的正、反兩面,在正面右側可看到原持有人為「長林潔」,地址「大屯郡南屯庄鎮平159番地」等的基本資料、剩餘左側和背面的表格總共填滿了38筆借閱紀錄。推測以「長林」作為姓氏者,應是193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在台實施皇民化運動後,更改原姓為日姓的結果。「長林」相較於維持漢姓者,作為皇民化運動中改宗姓氏的台人之一,他將有望獲得較多官方資源的挹注,如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權、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有優勢[2]。的確,我們確也透過了正、反兩面的圖書借閱紀錄窺見了上一世紀在殖民統治下,長林氏以書籍為媒介與官方文教機構,一段長期的交誼(圖5、圖6)。
 
借書證當時喚作「圖書攜出證」,據日文舊籍圖書目錄,長林潔借出的書單,泰半以歷史、法政一類的書籍為主。或由於昔日「台中州立圖書館」的圖書借期僅短短十天,一次也僅能借出一本。長林氏對相關資訊的關注恰表現在個人頻繁的續借書單上,其中《國通史記》與《史之研究-日本的特性》二冊均有四次以上的借出記錄。我們猜測,長林氏應是以反覆不斷的續借方式,逐一消化書中的知識內容。
 
表單首欄的昭和17年(1942)是借閱紀錄上註記的最早一個時間,此前一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已將作為殖民地的台灣,捲入世界大戰的戰場,同時影響到了日人治台的政策,在光復前曾有一段嚴格控制物資流通的非常時期[3]。可想見,在戰爭期間閱讀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本幀借書證之主人如長林潔者,他願將個人有限的時間用在圖書借閱上,亦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庶民階層存在的文化需求。又根據他的書單,多屬知性的內容,則可看到圖書館作為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發揮了積極作用。揆諸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邁入現代社會的台灣,知識始終都是促使社會轉型與改變的力量,並持續在今日產生影響。
 
 
結語 
    
成立於西元1923年,前身為「台中州立圖書館」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迄今業已走過九十一載春秋。回顧上述的館藏文物,我們發現屬於台中州立圖書館時期的文物今日屬本館典藏者,除了書籍外已所剩不多;而原建築物亦由原本的文化機構脫離了原生脈絡轉型為金融機構「合作金庫」,並不再對讀者開放。對這段歷史的抹除、忽略,恰反映了解嚴前官方對於台灣現代化的解釋不盡完全;事實上,圖書館作為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指標,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已粗具規模,並培育了如長林氏般對知識有殷切需求的讀者。戰後,國民政府以中原為中心的國族想像則在美援源源不絕的輸入下重塑了圖書事業景觀,如現代化的圖書大樓(今精武分館),並將其與悠遠的儒家傳統重加綰合,推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4]」之優質社會。但一方面,由官方主導的藝文活動同樣也顯示出解嚴前威權統治下的奢華與鋪張,如貴賓室之陳設,可見一斑,在在使吾人省思於今日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圖書館資源的應用是否得更具效率,服務於全體公民。期盼本文〈文物志〉的寫作在補充文字所不及備載的史料外,藉由這段對館史的省思,能為將來的發展凝聚出更美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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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龍應台,《請用文明說服我》(台北:時報出版社,2005),頁107。原文出自龍應台,《野火集》(台北:圓神書版社,1985)。
[2]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庶民生活,本文係參考,竹中信子著,蔡龍保等譯,《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台北:時報文化,2007)。
[3]同註2
[4]語出《論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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