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我們的那時此刻》:影像歷史教育與未竟的主體翻轉

  文/侯德亮

 (嘉義大林萬國戲院舉辦特映會,全場爆滿,座無虛席)

  台灣眾多的紀錄片工作者之中,楊力州的作品凡是推到院線上映者,票房成績一向不俗。最新的一部《我們的那時此刻》於今年三月初上映,在此之前經歷了全台約略30場大大小小的特映會,還包括在高雄美術館前的大草坪,以及嘉義大林老街上修復再使用的萬國老戲院,蔚為民間老少影迷的一股盛況。這部紀錄片脫胎自2014年年底,適逢第51屆金馬獎期間,金馬執委會委請楊力州導演以一部紀錄片來回顧走過半世紀的金馬獎,當時在金馬影展放映的原片名為《那時‧此刻》。即使影展場合該片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但楊導願意花上一年多的時間勞苦奔波,處理繁瑣又龐雜的版權同意行使和協調,方能推上一般戲院與普羅大眾見面,足見其推廣影像歷史教育的企圖心和殷殷期盼。至於片名新增了「我們的」三字,則隱約提示了楊力州試圖將這部紀錄片的述說主體扭轉為螢幕前或坐或站的廣大影迷朋友們。從影片的結果論,這樣的主體翻轉成功了嗎?所謂「我們」,又含括了哪些人呢?

 (我們的那時此刻,電影橫幅海報)

浮動的紀錄片定義

  楊力州導演在其多部作品中,往往能憑藉過人的說故事能力,搭配攝影機鏡頭精準的捕捉,捕捉被攝者最真情流露的一面,捕捉訪談時最感人肺腑的一段,捕捉運動競賽最緊張刺激的一刻,且深諳明快的剪接節奏得以達致扣人心弦的心理效果。因此,他的紀錄片非常好看,甚至較一般劇情片還來得更戲劇性。說一部紀錄片很具戲劇性,並非帶有貶意。至少,觀眾看完偶有「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之慨歎,或深覺真實人生之不可思議,超乎我們對生命轉折的既定想像,也超乎我們對紀錄片的傳統印象。然而,正因鏡頭太過精準、剪接太過緊湊、故事太過戲劇化,楊導的紀錄片不時面臨斧鑿設計之評,甚至煽情賺淚之嫌。我想作為公開上映的紀錄片,無論是誘使社會議題發酵,或藉非凡的人物事蹟帶起正面的激勵、感動、鼓舞力量,抑或在操作手法上引發些許負面的批評質疑,都是健全紀錄片在台發行的環境生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換言之,關鍵討論的議題並非在紀錄片的操作手法上,而是該不斷重新思考英國老前輩約翰‧格里爾森(John Grierson)提出的「紀錄片是對真實人、事做有創意的處理」此一經典定義。

  紀錄片的概念定義應是浮動的,在一原則性的範疇(例如必須源於真實發生的事件,絕非無中生有或刻意造假)之內,而浮動因素正是那創意呈現的方式,肯定因人而異,也可因地制宜、隨著時代調整。紀錄片工作者同時也是「創作者」,個人「觀點」的提出是必要條件,這無關乎上述的創意處理或操作手法為何。就這一點來看楊導的紀錄片作品,絕對都是符合的。而《我們的那時此刻》便提出兩大觀點:金馬獎50年回顧可作為影像歷史教育的重要一環,以及這是一部獻給台灣廣大影迷的深情致謝函。

 (導演楊力州與電影海報)

那時,言必稱蔣總統,語必罵共匪軍

  《我們的那時此刻》簡潔扼要地爬梳了金馬獎50年來的歷史,從總統祝壽典禮到華人影壇最高殿堂,從威權時代政宣作用的產物到民主時代自由開放的態度展現,這部紀錄片確實相當流暢地帶領觀眾「划」過半個世紀(如行雲流水,也蜻蜓點水),並適時吹奏著不同時期的台灣電影主旋律,交代背後的政治社會氛圍、文化環境變遷等等。最細緻用心處,在於字卡的審慎用詞,諸如「1971年美匪建交」、「先總統蔣中正逝世」,務求回到歷史事件發生的「那時」普遍的習慣用語,而非現今看待該事件所用的「中美建交」或「先總統蔣介石」。最可惜之處,在於除了主流的獲獎影片瀏覽帶過外,相較留存於庶民記憶的台語片,或甚至一些黑電影、隨片登台風潮等,實無法在有限的影片篇幅當中被一併提及。觀眾必須被提醒注意的是,金馬獎及其獲獎影片當然對台灣電影近五十年史有高度的代表性,但並非代表這段台灣電影史的全部。最起碼,《我們的那時此刻》無論作為開啟各世代影迷記憶話匣的那把鑰匙,或作為中學生歷史教育的輔助影像教材,都是非常稱職的。這其中,不可免去的是遺臭萬年的劉政鴻和大埔拆屋事件,土地不正義的慘痛歷史怎許被遺忘?當然要狠狠藉由影像再記錄一筆。

 (30雜誌出版楊導演所著的同名專書)

此刻,觀看電影的我們是誰?

  如果筆者的理解無誤,片尾響起的〈美麗島〉一曲對應著片頭要求大家起立齊唱的國歌,那才是屬於台灣人的動人國歌。而一連串明星影人對著鏡頭的簡短道謝,致謝對象當然是「此刻」正在觀看電影的「我們」──台灣電影的觀眾們。楊力州企圖藉由一位女工、三位老兵和他自己的一名青年助理,粗略描繪出屬於不同時代或對應不同片型的影迷輪廓。他試圖將述說電影的主體位置從過去一直以來的學者、影評人、電影從業人員,扭轉至接收影像成品的觀眾身上,同時也是肩負票房任務的一群大眾。如此主體位置翻轉的企圖可謂宏大,但可惜未竟全功。因為,觀眾實在無法在流水帳式的影像回顧段落中,既不斷召喚著懷舊情感和個人回憶,兼又在觀影當下替這名女工、或老兵、或宅男、或甚至自己保留什麼位置。

  述說電影的人終究還是某個「他」或「他們」,而不會體認是在於自己或涵蓋到自己的「我們」。說到底,最令人疑惑的,反倒是這部紀錄片計畫推上院線後,片名新增的「我們」究竟是誰?我們有包括你(聽者、受眾群)在內嗎?倘若試由閩南語方言做析論,「我們」有兩種讀法:其一是「咱」,音近國語的「爛」,那是涵蓋聽者在內,隱含休戚與共、同感共體之意;另一則是「阮」,音近國語的「問」,不含聽者在內的群體,隱約具有私密性、排他性。最末不禁想再次試問,特別是從《我們的那時此刻》最為忽略的台語片語境來思考,片名的「我們」究竟是誰?是同為一體的「咱」,還是私密排他的「阮」?若為後者,聽者何以被排除在外;若是前者,觀眾又何以甘願或意識到被收編入內了呢?

 ( 2014年金馬影展原片名《那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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